1973年，那是一个夏天特别热烈的年份，仿佛太阳都在努力炫耀自己的热情。6月12日，南京城南的武定河边，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三个调皮的小屁孩，光着屁股在河里嬉戏，水花四溅，欢声笑语不断。
突然，一团圆鼓鼓的棉絮像只白色的水球，悠悠地从岸边草丛中飘了出来。“看我的！我要射门了！”一个孩子像条灵活的鱼儿，两脚一蹬，上半身跃出水面，一把抓住了那团棉絮，然后用力一甩。
谁知，这团棉絮在空中突然解体，一个塑料袋“扑通”一声掉了出来。三个小家伙好奇心大起，像三只小鸭子一样争先恐后地朝塑料袋游去。当他们靠近塑料袋时，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天哪！袋子里居然装着颗人头！
与此同时，在城北的双塘河边，一个小学生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一只鼓腮喘气的大青蛙。他猛地扑了过去，手到擒来，青蛙在掌心挣扎着。可是当他擦去脸上的泥浆，看清了手中之物时，不禁尖叫起来：“妈呀！这是人的脚！”
不远处，一个老头正在用扳网捞虾，听到孩子的尖叫，他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了泥地里。他本能地伸手去摸，结果摸到了一块软绵绵的东西。他低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那居然是一只齐手腕被斩断的死人手！
整个夏天，南京城都笼罩在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气氛中，人们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而那三个孩子和老头，也成了这个夏天最“有名”的几个人物。
1973年6月12日，傍晚7时25分，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铃声如同急促的战鼓，城南、城北两处报案声几乎同时响起。警笛声划破宁静的夜空，几辆警车迅速驶出，奔向两个神秘的现场。
双塘河边，晓庄大队的村民们仿佛闻到了什么大新闻的气息，纷纷涌向河边，想要看看城里警察在塘中打捞的究竟是什么。在这群好奇的人群中，妇女队长叶凤英挤开众人，冲到了刑警老贾的面前。
“老贾，你们要找的人肉块，我家也有！”叶凤英一脸认真地嚷道，声音在人群中回荡。
老贾被叶凤英的话惊得差点没站稳，他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叶大姐，这种玩笑可不能随便开。”
叶凤英急了，连忙挤到老贾身边：“我真没开玩笑。8号半夜，我家狗突然叫个不停，我起床想把它拴回家，结果听到‘陋’的一声，有东西砸在门上。我不敢开门，从窗户往外看，看到两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往城里去了。第二天，我在门坎上捡到一块肉，形状像猪蹄膀，但皮很白，没有毛，还有一股腥臭味。我嫌恶心，就扔到马路对面的粪坑里了。”
老贾听了叶凤英的描述，心里咯噔一下，立马跟着她来到粪坑旁。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果然从粪坑里捞出了一块被剪掉乳头的乳房肌肉和两块股部肌肉。
子夜时分，市局刑警大队刑事技术科长章明义带着几名法医，来到了城南和城北的抛尸现场。他们顶着闷热与恶臭，对所有打捞上来的尸块进行了初步检验。
“血型相同，腐败程度相近，没有人体重复部位，凡是能区分性别的，都是女性。”章明义摘下乳胶手套，在尸体检验报告上认真地写道，“这起案件，绝对是南京解放2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一起恶性杀人分尸案。”
夜深了，但章明义和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丝毫睡意。他们知道，这个夏夜，注定不平静。
案发后的八天里，南京市革委会动员了数万名群众，他们手持网兜和钩子，几乎将整个南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从池塘到水渠，从机井到涵洞，甚至厕所和粪坑，都被一一搜索和打捞。
在这场大搜寻中，刑警们陆续从五个水塘、五个厕所和一个粪坑里发现了被肢解的女人骨、肉组织共计四十九块。这些尸块，有的重达三斤半，有的轻得只有贝两多；最长的有三十厘米，最短的只有九厘米。它们就像是一出恐怖的拼图游戏，等待着人们去揭开背后的真相。
而在这场大搜寻中，玄武区环卫所的清洁工人周桂森，成为了第一个发现尸块的人。他在6月6日上午到鼓楼厕所抽粪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碎片。而根据侦破组的调查，这一发现，是所有尸块中出现时间最早的。
章明义，这位刑侦专家，带领着他的法医团队，对这些尸块进行了细致的检验。他们利用x光造影、塑模试验和切片检查，试图从这些碎片中拼凑出被害者的真实面貌。他们走访了口腔、病理、皮肤、解剖等九个专业的数百名医务专家和学者、教授，逐步勾画出被害者的“脸谱”。
这位被害者，年龄在17岁至25岁之间，未曾生育。她可能是工厂的青工、在校学生，或者是待分配或下放农村后倒流城市的女知青。她的头枕部发际处有一块约2分硬币大小的陈旧性疤痕，上门牙咬合不齐，属龇牙（一度超合）。她应在6月3日以后被害并遭肢解，即发现尸块的时间距死者被害时间，大约在7天左右。
为了尽快查明尸源和死者的真实身份，南京市公安局对全市的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宿户口以及来宁探亲、过往旅客、下放外地返宁的15至25岁、相貌类似死者特征的适龄女青年进行了逐户、逐人的认真核对。同时，他们还向邻近省、市、县发出了附有死者人头照片的案情通报。
为了查找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市公安局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他们对全市所有的防空洞、城墙洞、地下室、空房、仓库、旧碉堡、密林甚至杂草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搜索。同时，他们还对本市所有居民家中，凡6月份以来修葺房屋、粉刷墙壁、浇铺地坪、挖掘坑穴、抛掷或焚烧可疑物品等异常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走访和调查。
一时间，各类线索材料如潮水般涌向“6.12”侦破组，最后竟多达1800余条。然而，半个多月过去了，那些看似有价值的线索都被一一否定。侦破组手里的线索越来越少，侦查工作的重心也变得模糊不清。大家心中全都沉甸甸的，茫无头绪。“6.12”一案的侦破工作，似乎陷入了僵局。
7月1日傍晚，天边的乌云如同被泼了墨汁，闷热的空气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雷雨。郊外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像一头猎豹般疾驰，车窗外，热风裹挟着尘土，一股脑儿地往车里钻。
坐在后座上的朱南，一头白发在风中凌乱，但他依旧坐得笔直，像一尊被时间遗忘的雕像。他眯起眼睛，脑海中回放着晚饭前接到的那个电话。
“朱南同志，请立即赶回市公安局，全面主持‘6.12’杀人分尸案的侦破工作。”电话那头，市公检法军管会的声音严肃而坚定。朱南微微一怔，这通知来得突然，却又似乎在意料之中。
在1973年初，这位54岁的老公安从石佛寺农场“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了市公安局的怀抱。然而，报到不久，他就被送去市委党校深造，以至于他复出的消息在局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此时，车窗外雷声隆隆，豆大的雨点开始噼里啪啦地砸在车顶篷布上，仿佛是上天在为他的归队而欢呼。雨水顺着车窗玻璃流下，形成一道道水帘。朱南望着这哗哗的雨水，心中五味杂陈。
他离开刑侦战线已经六个年头了，这期间世事变迁，人事更迭，原先的得力助手们早已各奔东西。如今复出，就要面对这样一起棘手的案件，他确实有些没底。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他这个“解放”不久的老公安的一次重大挑战。
但朱南是谁？他可是从无数大案要案中历练出来的老江湖！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胸膛，准备迎接这场挑战。他相信，只要心中有正义，手中有智慧，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雨越下越大，吉普车像一艘小船在公路上破浪前行。朱南望着前方模糊的路灯，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豪情。他知道，他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在闷热的仲夏七月，南京的街头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热浪滚滚。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如同老天爷打开了水龙头，瞬间将城市淹没在茫茫雨幕之中。
吉普车犹如一艘小船，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前行。驾驶员启动了刮雨器，两根黑色的胶柱就像两位疲惫的舞者，在挡风玻璃上艰难地来回晃动，发出“吱嘎，吱嘎”的抗议声。朱南坐在后座，透过驾驶员的肩头，望向窗外模糊的世界，心中却如明镜般清晰。
“朱局长，看这雨势，咱们怕是要晚点了。”驾驶员带着歉意说。
朱南微微一笑，宽慰道：“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不怕慢就怕停。”
自从接手“6.12”案件以来，朱南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日夜兼程地投入到侦破工作中。他顶着烈日，不顾炎热，听取案情汇报，询问每一个细节，查阅所有卷宗，复核每一条线索。他骑着那辆被戏称为“老坦克”的自行车，沿着罪犯的抛尸路线，来回穿梭在40华里的路上，直到夜色深沉，才满身大汗地回到局里。
然而，十多天过去了，办案人员焦急地等待着朱南的决策和动作，他却始终保持着沉默。这让大家既疑惑又焦虑，不知道这位老刑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7月13日上午，朱南带着一个小本，走进市局会议室。他即将向军代表汇报案件的进展情况。会议室里气氛紧张而庄重，几位军代表都严肃地望着他。
“情况怎么样？将近半个月了，有新线索吗？”首席军代表汪善超直接问道。
朱南微微点头，缓缓开口：“我刚接手此案，正在全面了解和熟悉案情。我听取了各部门的汇报，复勘了抛尸现场，询问了各项物证的查核情况。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但我对前期工作的回顾中发现……”
“前期工作有什么失误吗？”汪善超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
朱南急忙解释：“不，前期的侦破工作是有力而有效的。全市的大发动和仔细打捞寻找尸块的做法非常成功。对全市与被害者年龄相仿、相貌相近的女青年的普查也是必要的。这两项工作涉及的社会层面广，花费的力气大，非常浩繁和艰巨。”
汪善超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中央很关心本案的侦破进展，几乎天天打电话来询问。我们要加快步伐，不能再拖延了。老朱啊，我们请你回来是有期望的，你不能像从前那样搞神秘主义，业务挂帅，要加快进度……”
朱南的脸色一沉，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他深知军代表的压力和期望，但他也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开始他的汇报。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一场关于智慧和勇气的较量即将上演……
汪善超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口气，然后一饮而尽，仿佛是在为接下来的讨论热身。他重新坐下，目光转向朱南，微笑着说：“老朱，关于这起案件的性质，还有第一现场的确切位置，你有什么看法想和我们交流吗？”
朱南轻轻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调整了一下坐姿，似乎在给自己积蓄一些能量。“当然，我也很期待能听到大家的想法。”他回答得相当谦和。
一位军代表率先发言，声音洪亮：“我始终觉得‘6.12’案件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那么简单。眼下党的‘十大’即将召开，阶级敌人很可能在暗中作祟，企图破坏我们的大好形势。因此，我们的侦查工作必须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根主线，不能偏离方向。”
另一位军代表接过话茬：“我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认为罪犯分尸的目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为了掩盖罪行，逃避法律的制裁。至于第一现场是否在南京，我持保留意见。我们虽然发动了群众，几乎搜遍了南京城的每个角落，但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或许罪犯是从外地来南京抛尸的？也就是说，他很可能不是南京本地人。这样的话，我们或许应该重新考虑侦破的方向和策略。”
会场内顿时热闹起来，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朱南静静地听着，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但并未发表任何意见。汪善超见状，不禁有些着急，他看向朱南：“老朱，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今天这场讨论，你可不能藏着掖着。说说你的看法吧。”
朱南轻轻咳嗽了一声，然后缓缓开口：“好吧，那我就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首先，我认为这起案件久侦不破，一定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关键信息没有掌握。所以，对于这样的重大疑难案件，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头审视之前的调查过程。”
他顿了一顿，接着分析道：“首先，被害者的头骨被抛在南郊，而大部分尸块则出现在北郊，抛尸路线长达40华里。这足以说明罪犯是为了掩盖罪行而分尸的。被害者是青年女性，与凶犯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因此我推测这起案件很可能是因奸情或报复而引发的凶杀案。”
“其次，”朱南继续分析，“罪犯用了四天时间来移尸、分尸、抛尸，这说明他有一个相对隐蔽的藏尸地点。如果他是从外地来南京抛尸的，那么分几天抛掷尸块显然不太现实。而且，抛在郊区的尸块相对集中且靠近路边，而城里的尸块则分散在偏僻的小巷和厕所里。这说明罪犯对南京城内的环境非常熟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罪犯是本地人，很可能就居住在城内。”
“最后，”朱南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从发现尸块的11处现场来看，除了人头被抛在城南郊外外，其他尸块都集中在鼓楼、中央门至迈皋桥一线。经过对这373个厕所的调查，我发现抛有尸块的5个厕所都远离公共汽车站且位于由南向北前进方向的右侧。同样地，北郊发现尸块的4个水塘也都在路的右侧。这说明罪犯很可能是骑自行车由南向北抛尸的。因此我推断杀人分尸的现场很可能就在抛尸路线上——北至鼓楼、南到三山街。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的话，我认为三山街地区的可能性最大。”
朱南的话音刚落，会场内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和议论声。大家都对他的分析和推断表示赞同和钦佩。汪善超也满意地点了点头：“老朱果然名不虚传！你的分析非常到位！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你的思路继续调查吧！”
朱南的推理如同春风化雨，让原本沉闷的会议室瞬间充满了生机。他的话语刚落，几个军代表就面面相觑，仿佛被他的智慧所震撼，一时间竟无人敢言。
汪善超作为首席军代表，终究还是打破了这片寂静。他眉头紧锁，似乎对朱南的推断有些怀疑：“老朱，你这些分析和推测，可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朱南微微一笑，自信满满地回答道：“按照这类案件的老规矩，罪犯总喜欢‘远抛近藏’。而我们在抛尸路线上，从鼓楼到三山街这一段，恰恰没有发现任何尸块。因此，我大胆推测，罪犯很可能在这一带藏匿了罪证。”
汪善超眼睛一亮，似乎被朱南的话点醒了：“哦？那群众反映在小火瓦巷和广艺街厕所发现人的肚肠，这两个地方不正是在三山街附近吗？”
朱南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地说：“没错！我亲自去勘察过那两个厕所，位置极其隐蔽，外地人很难找到。罪犯选择在那里抛掷死者内脏，说明他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更有趣的是，凶手在抛掷时只丢了些容易被人忽视的肠子，这不正是他怕被人发现的明证吗？”
军代表们听到这里，纷纷点头称是，对朱南的推理表示赞同。
汪善超也只好承认朱南的推理有道理，但他仍然忧心忡忡：“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侦破工作该如何进行呢？”
朱南早已成竹在胸，他缓缓说道：“在没有明显线索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侦查和刑事技术两方面同时发力。对于那些之前忽视或否定的线索，我们要重新审查；对于没有分析透彻的物证材料，我们要重新分析；甚至那些曾被视为一般线索的材料，我们也要重新审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否则我们只会在这泥潭中越陷越深。”
汪善超虽然心里不舒服，觉得朱南似乎在否定他们之前的工作，但为了破案，他也只能接受朱南的建议。他挺直了腰板，以首席军代表的身份发话：“老朱，这可是中央高度重视的案子，要是完不成任务，我们可没法向中央交代。”
朱南听后，顿时感到压力山大，仿佛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解放初期侦破埃及大使馆抢劫案时，黄赤波代表市公安局向柯庆施立军令状的情景。他热血沸腾，猛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请放心！如果破不了此案，我朱南愿向中央作检讨！”
在熙熙攘攘的侦探世界里，朱南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自信满满，但人海茫茫，凶手却如同隐身一般，难以捉摸。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案件的侦破工作仿佛陷入了泥沼，朱南肩上的压力像是一座小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那天上午，阳光正好，朱南刚从办公室出来，准备透透气。谁料，在楼梯口就撞上了市局二处副科长林选，他手里拿着一叠材料，脸上写满了焦急：“老朱，有急事找你！南京高频管厂有个叫陈玉兰的青年女工失踪了，家属说是被她的前男友害了，现在到处上访，搞得鸡飞狗跳，这可怎么办？”
“女工失踪？”朱南的眉头一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什么时候的事？”
林选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6月7号。”
“哦？”朱南的眼睛一亮，这个时间点与“6.12”案被害者的死亡时间竟然如此接近，这不由得让他提高了警惕，“她的前男友是做什么的？”
“秦淮区房管所的木工。”林选回答道。
“木工？”朱南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走，我们回办公室好好聊聊。”
回到办公室，朱南接过林选手中的材料，一眼就注意到了首页上陈玉兰的照片。那张并不起眼的照片中，女青年龇牙一笑，却引起了朱南的极大重视。他记得自己曾经仔细审阅过“6.12”案的所有线索材料，却从未见过关于陈玉兰的线索登记，更没听人提起过这一线索的查证及否定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朱南心中疑惑重重，他立刻拨通了章明义的电话：“明义啊，有个叫陈玉兰的女青年，6月7日失踪了，你们技术部门有没有将她与‘6.12’案的被害者进行过比对和检验？”
章明义拿起照片看了看，思索了片刻才回答道：“‘6.12’一案的人头线索确实有一千几百条，失踪者也有数十人。但这个陈玉兰是否比对过，我一时记不太清楚了，得查一下。”
半小时后，章明义匆匆赶来向朱南报告：“朱队，陈玉兰是南京高频管厂的女徒工，21岁，外形与死者相似。她是在6月7日上午失踪的，一直查无下落。厂里在6月10日就向公安机关报告了，后来又连续报了两次。我们侦查和技术两方面都做了专门调查。”
“那结果怎么样？”朱南迫不及待地追问。
“我们否定了陈玉兰是‘6.12’一案的被害者。”章明义回答道。
“依据是什么？”朱南追问。
“据我们了解，玄武区环卫所工人周桂森最早发现尸块的时间是6月6日，而陈玉兰是在6月7日上午10时左右失踪的。时间上存在明显差异，所以我们认为陈玉兰不可能是‘6.12’案的被害者。”章明义解释道。
“嗯……还有别的依据吗？”朱南不依不饶。
“有！我们在对尸块进行检验时，曾就死者生前的发型走访了12位高级理发师。他们一致认为，死者被害前一个月剪了‘游泳式’发型。而据我们调查，陈玉兰留的是拖腰长辫！两者之间的差异特别明显，所以技术上做出了否定结论。”章明义信心满满地说道。
章明义是市公安局里朱南最器重的刑事技术人员之一，他精明能干、言必有中。但此刻朱南心中的疑问却如同野草般疯长，他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朱南决定去拜访陈玉兰的母亲。他走进那间略显破旧的屋子，陈母一见到他，便如同见到了救星般，哭着跪倒在地上：“警察同志，求您为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做主啊，我的女儿肯定是被周文燕那混小子给害死了！”
朱南赶忙扶起陈母，轻声问道：“周文燕？他是谁？”
陈母抹了抹眼泪，开始讲述：“周文燕是我女儿的第四个恋爱对象，他就住在秤砣巷6号，是个在秦淮区房管所当木工的家伙。这家伙凶狠得很，整天跟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喝酒打架那是家常便饭。今年5月，我女儿跟他断了关系，后来跟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庞德彪谈上了。周文燕知道后，就四处放话，说一定要敲死我女儿。”
朱南掏出他的小本本，习惯性地记录着：“那陈玉兰失踪时的情况，您能详细说说吗？”
陈母回忆道：“6月7日那天，玉兰一大早就去市场买菜了，买了好多肉、鱼和虾。我还问她买这么多菜干嘛，她说小庞中午要来吃饭。她忙着剁肉、杀鱼、剥虾仁，一点也没有要离家出走或者寻死的迹象。”
“那您最后一次见到您女儿是什么时候？”朱南追问。
“上午8点多吧，我出门时她还在忙活着。等我11点回家，只见炉子上煨着肉，桌上放着烧好的鱼和炒好的虾仁，就是不见玉兰的人影……”
“您女儿是短发还是长辫？”朱南继续问。
“长辫子。天热的时候，我几次劝她剪短些，她都说好不容易留起来的，舍不得剪。”
“那她身上、脸上、头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比如痣、疤、斑之类的？”
陈母想了想，说：“我记得她后脑枕部有块痕迹，大概跟两分钱硬币差不多大。”
朱南心中有了些眉目，他告别陈母，决定去会会这个被指为凶手的周文燕。两天后，他带着章明义悄悄来到秦淮区房管所。
房管所长一听说他们的来意，立马找来了周文燕所在木工班组的组长杜宪民。这杜宪民一看就是个健谈的主，见朱南他们想了解周文燕的情况，话匣子就打开了：“要说那几天嘛，周文燕确实有些反常。”
“怎么反常了？”朱南和章明义对视一眼，好奇地问。
“6月7日上午，他去毛家苑47号给用户修门窗，只扛了一扇门框过去，没装就走了，第二天也没来上班。6月9日我们单位去乡下支农劳动，他累得像条狗，还没干活就全身散了架似的。休息时他倒地就睡，怎么叫都叫不醒。有人拿袜子堵他嘴，有人用麦穗挠他脖子，都没反应。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不知道他怎么会累成这样，像是十多天没睡过觉似的。”
“那周文燕在单位跟谁关系最好？”朱南问。
“他这人孤僻得很，心胸狭窄，没什么知心朋友。要说来往稍多点的，就是他师兄马良了。”
“马良在不在？”朱南问。
“他今天到剪子巷干活去了。我这就去找他，让他下班前到市局找你们，怎么样？”
“好，最好别让其他人知道，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朱南嘱咐了一句，便带着章明义离开了。
马良的到来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在市公安局的宁静早晨炸出了不小的涟漪。他手里捧着一个小包裹，一脸严肃地交给朱南：“这是周文燕那小子托我保管的照片，听说都是他和他的恋爱对象的甜蜜合影。”
朱南一边接过包裹，一边好奇地问：“他除了照片，还说了什么没有？”
马良叹了口气：“他呀，就是个苦命人。恋爱对象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有人怀疑他干的，他觉得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马良走后，朱南急忙回到办公室，将包裹里的照片一张张摊在桌面上，开始仔细端详。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陈玉兰在每张照片里都龇着牙笑，仿佛这是她独有的拍照姿势。朱南心想：“陈玉兰这龇牙的习惯，可真是独特。若是让她抿起嘴唇，估计得撅成个鸭嘴兽了，哈哈。咦？‘6.12’一案的被害者不也是龇牙的吗？这相似度……不会是巧合吧？”
正思索间，朱南又想起了陈母的话，陈玉兰脑后枕部那块两分钱硬币大小的疤痕。他再次翻出“6.12”案的卷宗，发现被害者的脑后枕部也有同样的疤痕。朱南心里咯噔一下：“这……这又是巧合吗？”
周文燕的家住在秤砣巷，正好在重点排查的区域内。朱南通过物证调查和分析，发现“6.12”杀人分尸案的凶手很可能是个木工。周文燕不仅是木工，而且6月7日上午突然失踪，6月8日的行踪又无人证明。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周文燕的嫌疑非常大。
但是，朱南也发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环卫工人周桂森在6月6日就发现了尸块，而陈玉兰是在6月7日上午才失踪的。另外，陈玉兰的发型和死者的也有明显差异。这些矛盾让朱南陷入了困惑：“难道陈玉兰的失踪和‘6.12’案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
然而，周文燕的形象和“6.12”罪犯的画像实在太像了，这让朱南难以释怀。他整夜辗转反侧，脑子都快想炸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突然灵光一闪：“周桂森会不会把发现尸块的时间记错了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朱南就再也睡不着了。他匆匆起床，吃了点东西，然后直奔玄武区环卫所而去。
在寻找线索的路上，朱南终于找到了周桂森这位老环卫工人。周桂森，一个年过半百、皮肤黝黑的老头，面对朱南的询问，他瞪大了眼睛，开始回忆：“哎，那个端午节，我记得是6月5号，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是在鼓楼厕所拖第二车粪的时候，我发现了那个……那个尸块。”
朱南心里咯噔一下，试探着问：“老人家，您这记忆确定可靠？我是说，这毕竟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会不会……”
周桂森一听这话，脸上就露出了不悦：“小伙子，你这是看不起我这把老骨头啊！我虽然年纪大了点，但这点事还能记错？”他顿了顿，又补充说，“你不信的话，可以去查考勤登记，那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朱南一听有考勤登记，顿时来了精神，也顾不上周桂森的不满，直接来到了环卫所的调度室。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了6月初的考勤表，眼睛像扫描仪一样快速扫过每一行。
突然，他的眼睛定格在了一行字上，脑袋“嗡”地一下，像被电击了一样，整个人都呆住了！只见周桂森的考勤表上写着：“6月5日休息，6月6日在南工后院厕所拖了一车粪，6月7日和8日修理粪车，6月9日上午在鼓楼厕所拖了两车粪。”
这下，真相大白了！周桂森果然记错了时间！他说的6月6日发现尸块，实际上应该是6月9日上午！
朱南心里暗喜：“哈哈，朱南啊朱南，你这次来环卫所还真是来对了！”这个发现，对于他来说，无疑是解决案件的重要突破。因为这样一来，过去把陈玉兰排除在“6．12”案被害者之外的重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里，朱南心里不禁对章明义那个懒汉有些不满：“章明义啊章明义，你总是满足于浮面上的东西，怪不得这临门一脚老是踢不好。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不过，朱南并没有急着去刑警大队，他需要先冷静下来，进一步理清思路。
朱南回到家门，一股奇异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瞥见小女儿，似乎有些不同，仔细一瞧，原来她那双俏皮的小辫子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心头一动，犹如点亮了明灯，匆匆瞥了一眼妻子准备的晚餐，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刑警大队。
他找到章明义，那张平日里自信满满的脸此刻却显得有些尴尬。朱南眉飞色舞地将自己在环卫所的重大发现娓娓道来。章明义听后，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仿佛被戳破了的气球，原本坚定的论调此刻变得不堪一击。他之前之所以一口咬定陈玉兰不是“6.12”案的受害者，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那个错误的发现尸块的时间。现在，这最重要的证据竟然出了岔子，他自然是无地自容。
看着章明义那尴尬的模样，朱南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但还是忍住了，只是淡淡地挥了挥手：“以后你给我长点记性！”
随后，他像是陷入了自己的推理世界，自顾自地说道：“‘6.12’案的受害者是短发，这是铁证如山。而陈玉兰那一头及腰的长发，还有照片和她家人的证词，看似与这证据格格不入。但你们别忘了，”他边说边用手指在脑后比划出剪刀的样子，“咔嚓，咔嚓，长辫子可是能在顷刻之间变成短发的，明白吗？”
他又补充道：“还有，女性留长发久了，发梢会分叉，而新剪的头发则是平口的。你们可曾在放大镜或投影仪下仔细观察过死者的发梢？”章明义摇了摇头，朱南便大喝一声：“那还不快去检验！”
在对死者头发进行细致的观察后，朱南意外地发现其中夹杂着许多碎头发。他略一思索，便对章明义道：“你们之前调查了12名理发师，他们都说死者是在被害前一个月左右理的发。但你们想想，女同志理发后哪有不洗头、不吹风的？怎么会留下这么多碎头发呢？”
章明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说明死者的头发是被人在匆忙中剪短的。”
朱南满意地点了点头：“没错！很可能是凶手在分解尸体时为了混淆视听而剪短的。这样一来，死者的身份就更难辨认了。”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这是一个多月来他第一次露出如此轻松的笑容。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朱南，这位心思缜密的刑警局长，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案件。他眉头紧锁，心中默念：“陈玉兰，她很可能就是‘6.12案’的被害者！但……只是可能。”他深知，眼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将两者联系起来，更无法证明周文燕就是那个凶手。
然而，朱南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9月19日那天，他果断下令将“陈玉兰失踪案”与“6.12案”并案侦查，同时命令逮捕周文燕，并依法对其住宅进行搜查。
朱南把章明义叫到跟前，低声嘱咐：“这次搜查，你要睁大眼睛，仔细寻找。我们的目标是确定周家是否是杀人分尸的现场，找到与‘6.12’案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可是，没过多久，章明义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他苦着脸说：“朱局长，我看不太像。周家在大杂院的深处，出入都得穿过前面两个院落的天井，那通道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还堆满了杂物。院里住着几十户人家，连隔壁放屁都听得一清二楚，怎么可能在那里杀人分尸呢？”
朱南听后，陷入了沉思。他明白章明义说的有道理，但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却让他无法轻易放弃。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
最后，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预审科长高华林的号码。“老高，周文燕是陈玉兰失踪案的重大嫌疑人。我把他交给你主审，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巴，查清真相！”
高华林接到任务后，面露难色：“朱局长，我已经看过陈玉兰失踪案的卷宗，并参与了审讯方案的研究。但……现在手里确实没什么证据啊。”
朱南听后，眉头一皱，声音也提高了几分：“证据材料齐全了，还要你们预审干什么？预审就是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力争破案！”
高华林见朱南如此坚决，便点了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会尽力的。”
朱南挂断电话后，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的审讯将会是一场硬仗。但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揭开真相的面纱。
在城市的喧嚣中，有一个角落充满了紧张与严肃的气氛，那就是公安局的审讯室。近两个月来，高华林和他的团队已经对周文燕进行了96次提审，但每一次的审讯都像是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周文燕，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工匠，却像是个顽固的石头，无论预审员如何敲打，他始终咬定与陈玉兰在5月份分手后，便再无瓜葛，对陈玉兰的下落更是一无所知。他每次被带出来审讯，都像是提前排练好的台词：“陈玉兰哪一天回来了，我就重获自由，她一天不回来，我就坐一天牢；她永远不回来，我就只好将牢底坐穿了。”
高华林他们面面相觑，心里不禁苦笑。这周文燕，真是个狡猾的家伙！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审来审去，预审人员们对周文燕是否就是“6.12”杀人分尸案的凶犯，从怀疑、动摇到最终向朱南表示：“周文燕虽然涉嫌陈玉兰失踪案，也的确多次扬言报复，但从审讯情况来看，他似乎并没有付诸行动。周文燕在‘6.12’案发期间的活动，有其母和其兄证实，搜查结果也表明周家并非杀人分尸现场。因此，周文燕不大可能是‘6.12’杀人分尸案的凶犯。”
然而，审讯的僵局并没有因此打破。反而，周文燕的母亲汤凤藻隔三差五地往看守所送生活用品，还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声称陈玉兰生活作风不检点，与人私奔了。公安局这边则成了背锅侠，朱南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就在这个时候，军代表汪善超打来了电话：“老朱啊，我刚从市革委会回来，有个负责同志问我，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个叫周文燕的小工匠？审了这么久，有结果吗？是不是抓错了？”
朱南深吸了一口气，耐心地解释道：“周文燕确实与陈玉兰失踪案有关，但目前审讯还没有突破，问题也还没有见底。”
汪善超在电话那头皱了皱眉：“陈玉兰这条线索，不是从侦查、技术、预审三方面都否定了吗？她怎么可能是‘6.12’杀人分尸案的被害者呢？”
朱南坦言：“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十分肯定地这么说。”
汪善超有些不耐烦了：“这恐怕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吧？我看是不是把周文燕先放了？”
朱南坚定地回答：“我个人意见，暂时还不能放。”
“个人意见，个人意见，你怎么总是提些个人意见呢？！”汪善超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你的个人意见为什么总不能与大家的意见合辙呢？！人人都说不像，你偏说像；人人都说不是，你偏说是。我问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朱南沉思了片刻，坦言道：“没有十分的把握。”
“那有几分把握？”汪善超追问。
朱南沉默不语，电话两端陷入了沉默。最后，汪善超叹了口气说：“那好吧，先按你的意见办，但你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
挂断电话后，朱南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
阳光斜斜地洒在电话筒上，那一串串刚刚因紧张对话而留下的汗液指纹和掌纹，仿佛被阳光赋予了生命，静静地诉说着刚才的紧张与急切。朱南的眼睛突然一亮，他迅速放下电话，再次拿起听筒，拨通了章明义的号码。
“章明义，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提取到的死者指纹和掌纹，这些可是破案的关键。你得动动脑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获取陈玉兰的指纹和掌纹，如果两者能对上，那案子就迎刃而解了！”朱南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兴奋。
章明义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老朱啊，这步工作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在陈母的协助下，我在陈玉兰的衣箱里找到了一本《西行漫记》，用特制的药水显现，确实在书页上找到了一枚右手食指指纹和一块右掌纹。但遗憾的是，我们找到的尸块里只有死者的左手，所以无法直接比对。”
“哦？”朱南似乎对章明义的进展感到有些意外，但随即又想到了一个新的思路，“既然5个月前的汗液指纹可以显现，那更长时间前的呢？你们不妨扩大搜索范围，搜集陈玉兰失踪前的照片、生活用品、私人藏书等，特别是那些可能留有汗液指纹的纸张，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
章明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兴奋地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这就去办！”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章明义兴冲冲地冲进朱南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朱局，我找到了！在南京高频管厂劳资科的协助下，我找到了陈玉兰1971年进厂时填写的职工登记表。经过反复试验，我成功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左掌纹！”
朱南接过文件，仔细端详着那枚模糊的掌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太好了！章明义，这次你又立了大功！”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正在上演。朱南，这位久经沙场的刑警大队长，手中握着一个重大线索——一只高度腐败的死者左手。这左手仿佛是一个沉默的证人，表面已经脱落，无法直接捺印指纹。章明义，这个总能在关键时刻灵光一闪的刑侦高手，领着一帮技术人员，像是一群炼金术士，反复试验，终于用烟熏法将死者那模糊的左手指、掌纹提取了下来。
可是，比对条件差得让人绝望。另一边，从陈玉兰两年前填写的“职工登记表”上提取的指纹，翻拍成照片后，纹线模糊得像是被岁月抹去了记忆。章明义等人虽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些共同特征，但面对这案情重大，他们却迟迟不敢下结论。
朱南急了，他亲自出面，像请菩萨一样请来了全国着名的4位指纹专家。11月16日，这四位神仙般的专家一致确认：陈玉兰就是“6.12案”的被害者！这一消息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炸得整个警局都沸腾了。朱南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地，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纤夫，背负着重载的船只，终于闯过了险滩，抵达了安全的港湾。
周文燕的嫌疑立即上升，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朱南知道，要找出周文燕杀人分尸的证据，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他吸取了上次去环卫所取证的教训，亲自点将，组成了一支由16名专业人员组成的搜查组。这支队伍就像是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从内到外、从上至下、从大件到小件，一点一点地过筛子，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搜查。
搜查人员们钻进天花板，撬开地板洞，扒开下水道，连周家院内水井的水都抽干了。他们甚至将屋内的尘土也收集起来化验。奇迹出现了！过去什么也没搜出来的周家，现在什么都有了！他们先是在周家木板墙壁所糊的报纸上发现了30多处点状血迹，最大的血点像芝麻，最小的如同针尖。经化验确定为人血，A型，与陈玉兰血型相同。
接着，他们又在周家院子里搜获一只鸭蛋型澡盆，发现盆底有许多刀、斧砍切的痕迹。更令人震惊的是，从地板下面搜出的一团旧棉絮中，他们发现了半个缺损的紫药水瓶盖，与沾附在包死者头颅的棉絮上的半个紫药水瓶盖完全吻合。
朱南亲自率领搜查组全体成员连续苦干了5天5夜！章明义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朱南后面，不停地嘀咕：“这心里觉得不像，眼里就看不到东西。这先人之见真是坑人！”朱南没好气地刺了他一下：“哼！要不是你将功补过，比对出了陈玉兰那枚掌纹，这回非给你个处分不可！”两人相视一笑，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他们终于赢了！
在繁华都市的某个角落，一桩扑朔迷离的碎尸案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根据一系列缜密的侦查和获取的罪证，周母汤凤藻和二哥周文渝被朱南刑警大队长列为重大嫌疑人。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将两人刑事拘留，并决定连夜对周文渝进行突击审讯。
11月27日凌晨，周文渝在朱南的凌厉攻势下，终于败下阵来，供认了参与分尸、抛尸的罪行。他颤抖着声音说：“6月8日下午，我在人民商场买了一只旅行包，专门用来装运尸块。后来，我妈怕被发现，就把包藏在了表舅王槐辰家里。”
朱南一听，立刻命令侦查员前往王槐辰家中搜查。没过多久，那只旅行包就被缴获了。经过鉴定，包中果然有血迹，血型与死者完全相同。
当晚，朱南亲自提审周母汤凤藻。这位曾经的戏院老板娘，被押上来后便开始装疯卖傻，又哭又笑，企图逃避审讯。但朱南早有准备，他瞅准时机，突然将那只装尸块用的旅行包甩在汤凤藻面前。
汤凤藻一看那熟悉的旅行包，顿时大惊失色，知道儿子已经招供了。她再也无法抵赖，只得低头供述了自己策划分尸、毁灭证据的罪行。她还透露，在周文燕被拘留后，她故意一次次给他送东西，意在告诉他另外两个同谋现在无事，暗示公安局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让他千万不要主动交待。
“这个贼婆娘！”朱南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随即叫人把汤凤藻押下去。他转身对一旁陪审的预审科长高华林说：“汤凤藻和周文渝已经招供了，相关证据也已经获取。现在，我把主审周文燕的艰巨任务交给你。你是市局鼎鼎大名的‘首席预审法官’，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一举突破全案！”他拍了拍高华林的肩膀，逗笑说：“别忘了，这最后一战可是最关键的哟。”
高华林脸红了，他知道这是朱南对自己的特殊关怀和信任。他郑重地点了点头：“朱局长，请放心，我一定不负所托！”
11月28日凌晨，在高华林的凌厉攻势下，周文燕终于供认了杀害陈玉兰、分尸、抛尸的犯罪事实。原来，周文燕与陈玉兰曾是一对恋人，但因感情破裂而由爱转恨。1973年6月7日上午，他以交还照片为借口将陈玉兰骗至家中，意图不轨。陈玉兰坚决不从，周文燕便起了杀心，将她掐死。当时院内无人，虽然是白天，但也没有人发现异常。
当天深夜，周文燕在母亲和哥哥的帮助下分解了尸体。次日晚，他们分别骑自行车将尸块抛入河中或埋在岸边。在抛尸过程中还遇到了一只狗的追咬，周文燕随手拿起一块尸块朝狗砸去……
至此，“6.12”碎尸案终于顺利告破。整个城市都松了一口气，而朱南和高华林也为自己能够成功破案而感到自豪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