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悬浮艇升高再升高，最终消失在厚厚的云层之上。
肇一川长长舒了一口气，对身旁还在发愣的魏特琳女士说：“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您的气色很差，还是抓紧时间睡一会吧。”
魏特琳女士缓缓转动着脚跟，将脸朝向校门淡淡地说：“不行，我还要带你去见拉贝先生，他急切地想见到你，商量营救难民的事。”
肇一川很担心魏特琳女士的身体，她已经连续几天没好好休息了，眼神已显得有些呆滞，白眼球表面布满了细细的血丝。不分昼夜地解决难民的收容，吃饭、医护、卫生，还要面对随时来抢人的日本兵。
“您给我地点就可以，我能找到拉贝先生。”
“不行，现在外面已经乱的不成样子，你们是找不到的，再说我带着你们过去，如果遇到日本兵还能帮你抵挡一阵。
肇一川诚恳地告诉魏特琳女士，这四个如黑铁塔一样的战士保证自己的安全一点问题都没有。通过一天多的短暂接触，魏特琳女士深知这些人来历不一般，只要告诉他拉贝先生的地址是一定能顺利找到目的地的。为了不引起误会，女士亲笔给拉贝先生写了张字条，以证明肇一川的身份。
现在已是半夜4点。城里不时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但相比白天要安静很多。肇一川和四部机器人顺着坑洼不平和满是瓦砾与弹坑的街道朝南京城东摸索前行。通过光子可视设备看到街道上除了瓦砾砖块和炮坑外，就是随处可见的尸体，男人、女人和儿童，女人基本全是赤身裸体，每一位失去了灵魂的肉体，面目都是痛苦的狰狞的，死前必定经历了非人的折磨。
一行人正往东行进，突然最前面的机器人停下脚步，肇一川也停下来观察周边。只见10几名日本兵大包小包，有背着的，有抱着的，有提着的，有说有笑地朝他们这个方向迎面走来，这队日本兵刚刚挨门挨户搜刮了不少好东西，正准备回归军营。因为用的是光子可视设备，肇一川能看见日本兵，而这个距离日本兵是看不见他们的。刚好右侧有一截断墙，肇一川转身迅速躲到断墙后面，四部机器人也相继蹲在断墙下。日本兵一路说笑着从断墙前走过，并没有注意到断墙后面。待这队日本兵走后，肇一川继续带领四部机器人摸索着朝拉贝先生工厂的方向行进。
大约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两扇黑漆的大铁门前。一路上遇到好几批日本兵，有的在抢东西，有的在杀中国人，还有的在大街上疯狂地强奸和虐杀中国妇女。几次肇一川都想出手救下这些人，可凯恩的叮嘱总是在他耳旁响起。为了不因小失大，每次他都痛苦万分地扭头走开了，每一次的离开心里都在隐隐作痛。
站在铁门前，他再次确定一下方位，这里肯定是魏特琳女士所说的拉贝先生工厂所在地。肇一川收起黑色防护面罩，走到门前轻轻拍了三下。很久，才从铁门的门缝里传出一句惶恐的问询声：“谁啊？”
“我从魏特琳女士那边来，这是她写给拉贝先生的字条。”肇一川说着将字条从门缝递了进去。
字条被收进黑色的铁门里。“等一等，我去找拉贝先生。”里面的声音被压的很低。
大约过了10分钟门里有了些动静，随后一扇铁门被徐徐打开了一条缝。一位中等身材几乎秃顶的人从门里挤了出来。对着肇一川和四部机器人打量了几秒后问道：“是魏特琳女士叫你们来的？”
“对，那张字条就是她亲自写给拉贝先生的。”肇一川郑重地回道。
“我就是拉贝。”说话的同时那人朝周围望了望，确认没人后，才叫一行人进入黑漆门，随后迅速关上了门。
走进厂内眼前漆黑一片，只有不远处一栋二层楼的一个房间亮着灯，灯光虽然很暗，可在这片漆黑的厂区里像是一座引路的灯塔。一行人随同拉贝先生穿过躺在地上的人肉胡同，径直走进二层小楼。躺在地上的难民用谨慎而又惊恐的眼神盯着来人，眼神里充满无限的恐惧。跟随拉贝上楼后右转，拉贝推开一个房间的门，示意让大家进去。两部机器人跟随肇一川进了房间，另外两部照旧分别站在门外。拉贝先生没有理会门口那两部机器人，转身进屋随手关上了房门。
肇一川先开口道：“您好，我叫肇一川。”说话的同时伸出收缩了防护手套的右手。拉贝先生急忙伸手与肇一川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拉贝先生的手很厚实很温暖。借助房间昏黄的灯光肇一川才看清拉贝先生的面容，他脑门很宽，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近视镜，淡蓝色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显得很明亮。
“魏特琳女士把你的事情和我讲了，坐下谈吧。”拉贝先生礼貌地指了一下左手边的单人沙发。
肇一川坐下后，没有任何寒暄直接进入主题道：“魏特琳女士应该跟您说过，我们的运输能力和物资储备都有限，最多只能带走人，这已是我们的极限，还请先生谅解。”
“可以理解，就是上帝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的那么完美，药品明天晚上能解决吗？”拉贝先生迫不及待地询问。
“你们需要的消毒用品，明晚就会出现在您的这个院子里。”肇一川语气坚定地回道。
拉贝坐在肇一川斜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深思了片刻他突然问道：“我有些疑问想请教，不知道你能否给我个答案？”
肇一川点了一下头道：“请。”
其实，在来这里的路上肇一川就猜到了，以德国人严谨的办事风格，拉贝先生肯定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怎么回答和回答到什么程度肇一川已经在心里过了好几遍。所以当先生要问问题时，他的表情并未显得那么紧张。
先生停顿了两秒后开口问道：“你们来自哪里？”
“我们是从北极来这里的。”
听到回答先生的眉头蹙的更紧了。
“北极！你们是哪个国家的人？看你的肤色听你的语言，你无疑是中国人。”
“对，我是中国人。”肇一川给了对方一个肯定的回答。
“中国人，你可以从几十万日军的眼皮底下救走这么多人，而不被发现。就是换成英、法这样的强国，也不可能如此轻松地办到。”
肇一川从交谈中听出先生心存疑惑，德国人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上来了。如果不与他讲明，看来要将难民从这里带走还真有些难度。
“我虽然是中国人，但不是这个时空的中国人。”
“不是这个时空，那你是来自于……？”拉贝先生用疑惑而又惊奇的眼神盯着肇一川。
肇一川同拉贝先生对视着，随后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未来，未来......。”拉贝先生豁然站起身，习惯性地拉了一下西服的下摆，以使有褶皱的上衣保持平整，然后在屋内踱着步子重复着这两个字。
突然他在肇一川面前站定，用期待地口吻问道：“你能告诉我未来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吗？”
“不能。”肇一川斩钉截铁地回道。
拉贝先生随后来到窗前，凝视窗外那满院子的难民喃喃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解救这里难民，让他们脱离这个地狱一样的城市，我说的对吗？”拉贝的脸一直朝着窗外，仿佛是在向茫茫的黑夜发问。
“希望您能保守这个秘密。”肇一川来到拉贝身后语气异常严肃地说。
“我会把它带进坟墓里去的，虽然你不能告诉我什么，但能让我看到未来的科技我也知足了。”
“谢谢！希望您能理解，历史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住。”
先生没有回头，只是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屋内安静了足足有两三分钟，肇一川转移话题。“先生，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情况吗？”
拉贝先生移动疲倦的身躯从窗前回到沙发旁的高背椅，坐下，顺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个日记本说：“作为国际安全区主席，我需要关心数十万难民的生计，需要日本方面那怕表面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作。天天目击日军暴行，让我感到厌恶。”
听着拉贝先生用生硬的中文讲述着他从心底漾出来的话，注视着那本看上去不是很精致的日记本，肇一川心想：这个日记本应该就是后世着名的《拉贝日记》了。
拉贝先生停顿了许久，扭头望着窗外，喃喃自语道：“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的残暴’。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说着拉贝将日记本递给了肇一川，接过日记本的那一霎那，仿佛这个小本本有千斤之重。
打开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文字，中间还穿插着许多阿拉伯数字，几十、几百、几千。因为记录用的是德文，肇一川翻了几页每一页纸上都有许多的阿拉伯数字。那些数字的后面有多少血和泪，这些血泪汇聚成了血的海洋，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厦最终会被血海所淹没。缓缓合上日记，并将日记本轻轻放回到日记本原来的位置。
肇一川用低沉而又郑重的语气对拉贝先生再次说了一声：“谢谢！”
这一声谢谢把拉贝先生从神游中扯了回来，他无助的眼神扫过肇一川的脸，又看了一眼被放回原处的日记本，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又重重地呼出。
“天快亮了，休息一下吧。”拉贝说着向屋门走去。
拉贝先生走到门口时，当手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刻。突然听到身后肇一川说：“拉贝先生，中国有一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拉贝先生的手在门把手上停留了数秒，而后单薄而又坚强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并顺手带上房门。
在沙发上肇一川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时窗外依旧是夜晚。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第二天夜晚的8点36分，睡了10几个小时连个梦都没有。这几天就仿佛是过了几个月，身边发生的事就似在做梦一样。身体的疲劳、神经的高度紧张、感官的强烈刺激快把他打垮了。但这里就他一个人，计划和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这关系到他们的未来，多难也要挺下去。坐起身吃了些桌上放的黑面包和咖啡，精神头稍稍好了些。外面偶尔能听到枪声，这些枪声告诉他，现在仍然是1937年的南京。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详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着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开始袭击南京时，他在南京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地）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作为南京安全区收容难民的25个国际安全区之一，保护了600多位难民。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1946年六月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被同盟国释放，释放后拉贝的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
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