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是贵江师范学院数学系。
其实，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一所军校，贵江师范学院是第五志愿。我想上军校，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舅舅当了兵，并在部队提了干，这令我向往；二是上军校不仅不用交学费，而且还发服装、发生活费，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谁知，因在体检时被发现是扁平足，我与军校失之交臂。这样就耽误了后面3个志愿学校的录取，最后才上了贵江师范学院。
那天，我一个人坐长途客车到大学报到——不像现在，大学新生入学有大人陪送。
从贵江市长途汽车站一出站，我就看到对面有一醒目的红色横幅，上书“贵江师范学院新生接待站”，心情格外激动。我肩扛手提着行李，随着人流过去，就有几个年轻人热情地围上来问：
“是上贵江师范学院的吗？”
“对。”
“欢迎你！我们是贵江师范学院新生接待站的。你一个人吗？”
“是的。”
他们接过我的行李，将其装到一辆卡车上。
交谈中，我得知，他们是贵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校生。
乘卡车来到贵江师范学院，办完入学手续，我被分到数学系791班，住进了男生宿舍1号楼206寝室。
寝室里共有8张床，分为上下铺，每张床的床头上都写着新生的名字。我的床在一进门右侧的位置，是上铺。
寝室里已到了两位同学。我主动与他们打了招呼，各自作了自我介绍，那两位同学分别叫林祥首、马海洋。
我找着扫帚把寝室的地打扫了一遍。
然后，我顾不上休息，返回校园里我刚才下车的地方，主动加入到了接待新生的行列……
学院包学生的生活费，每月初都按时发饭票、菜票，每天都有肉，吃的比我在家时强多了。
从过去那种没有尊严和快乐的环境中跳出来，来到这个全新的天地，我精神振奋，情绪高昂。
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难得的深造机会，因此，在各方面的表现就十分的积极和格外的突出。
比如，见了老师、同学，我每次都是热情地、有礼貌地打招呼；每天主动打扫寝室卫生；帮同学洗衣服；课间，主动擦黑板……
可能是数学系79届辅导员兼我们791班班主任于自华发现了我，任命我担任了小组长。这使我深受鼓舞。
除了认真学习功课，我还热心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入学十几天后，我向班团支部书记邱洪海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蛮好嘛，木弦子，你是班上第一个交入团申请书的。”邱洪海说。
学校规定，除了星期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不上课时和晚上，是自习时间，不准在寝室打扑克、下象棋、下军棋——那时候，全社会每周工作6天，只在星期天休息。
然而，不少同学对学校的规定置若罔闻，经常在寝室里打扑克。
班长林祥首看见了也不管。
不少同学觉得，经过高中阶段紧张的备考、冲刺，终于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现在等于船到码头车到站，该刹刹车、松口气、歇歇玩玩了。
于是，他们思想上就松懈了下来——认为在学习上过得去，4年以后能混到手个大学毕业证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我不这样想。我从来没有打过扑克。有时候，我制止他们打扑克，他们就挖苦我:
“班长都不管我们。”
“你一个小组长逞什么能？”
“吃饱了撑的。”
“你是想当官吧。”
“哈哈哈。”
我很生气，又没办法，只得作罢。
从过去那种苦难的环境中走出来的我，对大学生活的珍惜程度是无与伦比的。
境遇的改善，大大激发了我的青春活力。
再者，想到家人还生活在贫困中，我就心情沉重，觉得在大学里没有资格放纵自己。
这是我与其他同学的最大区别。
我要以全新的姿态，开足马力，创造崭新的人生。
过去的痛苦给我以启示：远离平庸，永不止步，不断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就像弹簧，压得越狠、弹得越高一样。
换句话说，我的自尊心、上进心都极其强烈。这也许正是那些痛苦经历的意义之所在。
我把课余时间全部用到了学习上。星期天，我照样去教室或者校图书馆阅览室看书学习。
在搞好数学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我还从校图书馆借来历史书籍、文学名着、人物传记等课外书，仔细阅读，并做读书笔记。
除星期天外，每天早上6点，全校学生以班为单位，集中在大操场上，统一做广播体操。
每天早上起床铃一响，我总是第一个起床，并督促同寝室同学快点起来，跑去做操，我们小组的同学常常到操场又早又齐。
寝室的卫生名义上由同寝室的8人每天轮流打扫，实际上主要是我打扫。其他同学懒得做这事。
而轮到我们小组打扫教室尤其是大教室卫生时，我都要花费不少力气。
大教室为阶梯型地面，是我们791班与数学系792班100多人集中上大课的地方，打扫一遍至少需要1个小时，又脏又累，组里的几个同学都不愿意去干。
我每次都是苦口婆心地将其劝过去，自己带头干。我们先把桌椅摞到教室一角，往腾出来的地面上洒水，以免荡起灰尘。把地面扫干净后，再把桌椅复原，然后，再用湿抹布擦拭桌椅。
每次打扫完以后，我总是说：“你们先回去吧，我把垃圾倒到垃圾箱里。”
“木弦子真是老黄牛呀，我们走喽。”马海洋等同学每次都这样说。
我一个人把垃圾倒掉，再把撮箕送回教室，才离开。
我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乐于付出。
我的学习成绩就像在中小学时一样，在班上名列前茅。
读完大一时，我被评为学院“三好学生”。
在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到太和生产队的时候，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的身高长到了一米八三，成了又高又胖又白的大小伙子了。
那个又低又瘦又黑的木弦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刘叔见了我，大声说：“弦子，你吃了催长药了吗？长这么高，我都不敢认你了。”
从小学到高中，由于个子特别矮，我在教室里始终坐第一排。
为啥不长个头？因为吃不好，没营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不愉快，长期受打击，心灵屡遭创伤。
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少年儿童长期处于被压抑、受折磨的生活中，会导致其身体发育严重受阻、心理健康大大受损甚至扭曲，有的也许终生难以修复。
我在少年、童年时期的痛苦，不仅来自于家庭的贫穷、同学的凌辱，而且更来自我的父亲。
“我从小看见我爸,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我曾经单独对刘叔如此说。
刘叔听了我这话，非常震惊，表示不相信，不理解。
但童无戏言，这是我实实在在的心里话。
不过，这句话我这一生只对他说过这一次，没再对任何人讲过。因为我从刘叔的表情中看懂了：说这话，有谁会相信呢？
从记事起，我就没见过木卜凡的笑脸。他在外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丝毫不敢反抗，回到家却把所有怨恨撒在老婆、孩子身上，我排行老大，自然首当其冲。
按说，孩子被父母打骂，并不稀奇。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打骂。
当然，一般来说，父母是在孩子淘气、犯错、惹自己生气时，才会打骂孩子。
可是，我不光学习成绩好，而且又懂事、又勤快，跟同样大的孩子相比，我做的家务活又最多——这不是我说的，是生产队的大人们公认的——应该经常得到夸奖才是，结果却是我挨打受骂最多。
我做得再好，父亲从来没有夸过一句。
他对我除了打骂，还是打骂。
不仅如此，在木卜凡面前，我还不能随便说话，因为，不知道那句话说不好，筷子就敲我头上，或者棍棒、皮鞭就打我身上了。
被打疼了，我还不能哭，得憋住，如果忍不住，继续哭，会被打得更厉害。
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在放学回家途中，我在一条小水沟里捉了两只各有约1斤重的老鳖。
晚上，母亲把老鳖炖了，作为晚餐的一道好菜。
吃着香喷喷的老鳖肉，我不禁说道：“王八肉蛮香、蛮好吃。妈，我今后有空就去捉王八……”
话音未落，“啪啪！”我的头上被狠狠地敲了两筷子。
我一看，是父亲打的，他的脸冷若冰霜。
我顿时头疼难忍，“呜呜”哭了起来。“啪啪！”我头上又挨了两筷子。
“不能哭！憋住——”父亲严厉地喝道。
哭声戛然而止。
我嘴里含着老鳖肉和米饭，停止咀嚼，如雕塑一般呆住了。
后来，我想，可能有人骂过他是王八，听见我说王八，勾起了他的反感，触犯了他的忌讳，所以他就打了我。
除此，我想不出我挨打的理由。我更不敢问他为啥打我。
因此，与木卜凡在一起时，除了木卜凡问话必须回答以外，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在父母面前撒娇，我从未有过，不敢也不会。
每逢周末，我除了薅猪菜以外，还要去割柴火。
在读小学四年级下学期时的一个星期天，我早早地割回来4大捆茅草、芦苇等柴火，又薅了一大篮子猪菜，在家门口大榕树下看书。
父亲忽然从庄稼地回家了。
他不由分说，拿起皮鞭就抽打我，边打边说：“叫你偷懒，不下地薅猪菜、割柴火！”
“我薅过猪菜、割过柴火了……”
他来到家里的柴火垛旁，看到了我刚割回的4捆柴火，又进屋见到了我薅的一大篮子猪菜，然后，拿着一把镰刀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见到木卜凡就胆战心惊，不敢说话，自然就很少叫木卜凡“爸”。
在读完小学五年级的暑假里，我有一天去为家里割柴火。
路过生产队的水稻田时，我见几十个队员正坐在田埂上休息，木卜凡也在其中。
从木卜凡身旁走过时，四目相对，我嗫嚅着想叫一声“爸”，但由于又害怕又紧张，没有叫出口。
木卜凡追上我，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连个爸都不叫。我不是你爸，你去找你爸去罢，滚一边去，今晚家里没你的饭……”
见我在家无故被打骂，母亲想保护我，却保护不了。因为他也打她，她也怕他。
小时候，我经常在睡梦中被父亲打骂母亲的声音惊醒。
有几次，我还见到父亲以头撞墙……
一次，木卜凡不在家，我问母亲：“妈，我是亲生的吗？”
母亲眼泪夺眶而出：“我的儿呀，你怎能不是亲生的呢？你爸在家蛮不讲理，蛮不正常……你还不晓得他是怎么打我的，我有几次想离家出走，想到你们几个孩子，我跑出去又回来了……有几次，我不想活了，可又一想，我一死是解脱了，撇下你们五个怎么办……妈看在你跟弟弟妹妹的份上，不想忍也得忍哪……妈晓得你太遭孽了，又没有办法……”
我在家在外都没有温暖感、安全感，惶惶不可终日。
我没疯掉、没自杀，能够挺过来，并考上大学，真是个奇迹……
我没想到的是，暑假里，我遇到了一个美女的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