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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春天

京城的天空格外蓝,阳光透过嫩绿的柳丝,洒在繁忙的街道上。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也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季节。

曹卫国带领着李乡荣、郭鹤鸣、范克、江远生、罗比等外商,参观京城的名胜古迹,品尝华夏的美食。

当然,饭不是白吃的,他们也带来了资金,与富国集团携手并肩,一起为京城的房地产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曹卫国拉上这些人,不是因为缺少资金。

实在是这个蛋糕太大,他一个人吃不下。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

然而,在追求个人成就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挑战和诱惑。

这时,拥有“自知之明”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具备“自知之明”的人,能够准确评估自己的实力,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盲目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而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商海中,这种“自知之明”尤为重要。

有些人,一旦在某个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便容易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认为自己能够垄断整个行业,独吞所有的好处。

然而,这种想法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与大环境对抗。

正如古人所言:“独木不成林。”

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众多企业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只有形成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共同应对市场的变化和风险。

因此,那些具备自知之明的人,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会主动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分享资源和利益,用俗话说是:合作共赢,抱团取暖。

也或许是因为“抱团取暖”,才会有各种商会、同乡会、行业协会等等组织的出现。

通过合作,各方可以互相借鉴经验,共享资源,提高整体竞争力,形成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免得被某些人当成“取款机”,或者给某些人做了嫁衣。

就在曹卫国为将来做打算的时候,红星集团迎来了它的“寒冬”。

周新民的骨头太软,嘴巴太松,毫无家中长辈敢革命时的骨气和胆气,没有多久便“坦白”了,十四页的口供,周永建的名字出现了三百多次。

真可谓叔侄情深!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周新民都忘不了他的好叔叔周永建、

拔出萝卜带出泥!

顺着周新民的口供和证据,周永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事情发生后,整个集团都炸了锅。

员工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对周永建的种种行为表示不满和愤慨。

而刘顺,这个在红星集团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员工,终于看到了自己出头的机会。

他平日里见风使舵,溜须拍马,虽然一直未能得到重用,但始终没有放弃对权力的渴望。

这次,周永建的倒台,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高层的紧急会议上,刘顺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沉稳的表现,赢得了其他领导的认可和支持。

他顺利接过了红星集团一把手的宝座,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

然而,当他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时,才发现眼前的集团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光无限的香饽饽了。

周永建在位时,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掌控欲极强,常常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决策。

这些决策不仅未能给集团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反而让集团陷入了层出不穷的困境,让许多分厂、分公司背上来沉重的包袱。

甚至为了完成指标,强行摊牌,内外勾结,左手倒右手,伪造数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刘顺上任后,第一时间对集团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全面审查。

当他看到红星食品厂的债务清单时,差点儿气得骂娘。

红星食品厂曾经为红星集团带来荣誉,如今却成了集团最大的包袱。

它欠下了银行三百二十万的贷款,供货单位一百五十万的货款,富国投资公司一百七十万的借款,还有民营企业、个体户的一百二十余万货款,以及职工五十余万的工资。

这些债务如同一块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刘顺看着这份债务清单,脸色难看无比,甚至想把周新民抓出来暴揍一顿。

尼玛!

这是食品厂还是饥荒厂?

工人没生产饼干,都去拉饥荒了是吧?

眼下周新民已经进去了,留下的是个烂摊子。

要想解决食品厂的困境,必须找到一条出路。

可是,眼下的局面已经十分棘手,要想盈利谈何容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食品厂的困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可是把厂子卖掉,上级领导不能答应。

把厂子承包出去?

谁敢接这个烫手山芋!

几百万的债务谁听了谁不怕?

现在一个工人每月工资也就几十块。

几百万的债务,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反正要是让他去承包,那是打死也不可能承包的。

光是债务的利息和工人的工资就能压死人。

就在刘顺一筹莫展,焦头烂额,咒骂周新民和周永建这对叔侄的时候,食品厂的副厂长薛向东带着远丰商贸的总经理杜雷来到了集团。

当杜雷提出想要承包食品厂时,刘顺心里不禁一阵窃喜。

他正琢磨去哪儿找接盘侠!

现在这接盘侠这不就来了吗!

他立刻安排人员与杜雷进行磋商和谈判。

经过多次友好的沟通和交流,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远丰商贸将承包红星食品厂,承担其所有债务,并每年向红星集团上交一定比例的利润。

消息传出后,京城的同行们纷纷议论起杜雷来,把杜雷尊称为“冤大头”,都觉得杜雷这是自讨苦吃,自不量力,毕竟食品厂的烂摊子可不是那么好收拾的。

如果食品厂能盈利,又怎么会欠下几百万的债务?

杜雷承包了食品厂,马不停蹄的上任,然后进行改革。

可是改革还没开始,债主先把他堵在了办公室里。

好说歹说,没人听。

杜雷灵光一闪搬出了大股东“富国投资公司”,得知远丰商贸的背后有“富国投资公司”撑腰,银行的人和合作单位立马变脸,没了杀气,只要一团和气。

至于那些个体户,杜雷拿出三瓜俩枣就打发了。

杜雷当场拿着喇叭大喊:“现在食品厂就这点儿钱,你们愿意要,现在就拿走,以后盈利了,我们食品厂把剩下欠款,连本带利的还上,我杜雷念你们的情,以后食品厂还从你们那儿进货,有钱大家一起赚,如果不愿意拿,就在这儿耗着,也可以,反正食品厂不管吃不管住,以后食品厂也不会再从你们那儿进任何东西,咱们就此恩断义绝。”

个体户能怎么办?

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拿着三瓜俩枣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