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件打印出来之后，为了慎重起见，司马亮还是按照他的习惯，把这些邮件又认真阅读了一遍。
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和用纸质文件阅读，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仅仅是感觉不一样。
阅读的深度和随之而来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当然了，再次阅读的时候，司马亮有意放慢了速度。对邮件的每一句话，都进行认真阅读，深入思考。
读完之后，他对这些邮件有了更为准确全面的理解。应该说，这些部门经理们，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的。
他们不仅提出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条分缕析地把问题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特别详实的叙述。
站在职业的立场上，司马亮也觉得，出现这个年龄不相一致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带有时代特色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当事人来说，有些可能产生困扰，有些则没有任何影响。
但这些部门经理则不然。
虽然没有明说，但在知晓牛总以年龄划线的构想之后，就能理解这些部门经理的一片良苦用心了。
他们是要以此来向牛总说明，他们的真实年龄，是不在一刀切的线上的。
更有甚者，有的经理还在说明中，附上了自己取得的各种证明。
有的是原始户籍信息的复印件，还有的，有有关部门的证明，最多的，还是制作身份证时的一些信息资料的复印件。
证据确凿。
身份证和档案记载的年龄不一致，确实是存在的。最起码，不管谁有差错，但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跟档案记载的信息，有了出入。
看完这些说明，司马亮对这个事情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他甚至同情起来这些部门经理了。
他们也是粗心，当年制作身份证的时候，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小小的身份证，竟然会带来如此大的后果。
司马亮也替这些部门经理感到庆幸。
不管他们如何知晓了牛总的划线构想，但毕竟他们赶在一刀切下去之前，提出了自己的说明，其实就是一个申诉。
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司马亮并没有把握。而且，不说感情因素，只是站在职业的立场上说话的话，他个人认为，当身份证上的记载，跟人事档案记载，发生不一致的情况，肯定是要相信自己的档案记载。
要不然的话，人事部门，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档案系统呢？
现在这个问题牵涉到的是，能不能被一刀切？说白了，就是当事人的职位职务，还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
但再进一步，司马亮马上就想到了，年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它可以决定员工的退休时间。
当然对于退休时间，有的人出于个人的情况，希望早退；但有些人就希望晚退。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目的，但人事部门却要秉公处理。
事实上，司马亮有一项工作，就是时不时地翻看花名册。花名册上，有每个员工的基本资料。
他关注的是临近退休年龄的员工。
一旦发现临近退休年龄的职工，他就会格外慎重地去翻查员工的具体档案资料。然后在员工年对年、月对月、日对日，满60岁那一刻，起草员工的退休通知。
没有退休员工提出过年龄问题。
现在是因为人事调整，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跟鲍春来相处的短短时间里，司马亮的头脑也复杂了很多。
国家明明没有任职年限的具体规定，但牛总就规定了。而且有他的道理，我的地盘我做主。
按说，人事调整，人力部门经理应该参与，但现在却是他这个小干事不尴不尬地参与进来。
虽然自己没有任何的解释权、发言权、建议权，但名义上是尊重了人力资源部门的参与。这就是看似不正常，实际上却正在发生的事儿。所以这也彻底颠覆了司马亮的认知。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并不是有了规定，有了文件，大家都可以照着做。而且不管哪一级的文件规定，都不可能具体而微。
所以司马亮也就没有再多考虑，而是读完之后，把邮件归拢起来，在桌子上墩了墩，使得一沓邮件整齐一点，美观一点。
然后对鲍春来说，“文件打印好了，我也又认真阅读了一遍。怎么送给牛总呢？”
鲍春来就笑了。
“我说你呀，叫我说啥好呢？牛总的房间，你是去过的。你直接敲门进去，交给他就行了呀。”
司马亮这才不好意思地说，“我去牛总房间，是你领进去的，我根本就没有记住；出来的时候，一出门就碰见你，跟着你就来到这个房间。现在再让我去牛总房间，我真的找不到啊。”
鲍春来也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如此，那我再把你送到牛总房间。”
司马亮就露怯了，“哎呀，那多麻烦呀，干脆你直接给牛总送过去，不就完了吗？”
鲍春来却说，“车走车路，马走马路，这是你的事，我怎么能包办代替呢？”
“不过按照我们办公室的行文习惯，这些邮件是经你手送给牛总的，那么你也应该在这些邮件上签署你的意见。”
人家的这个提议也没毛病。
按照工作程序，他作为第一经手人，是应该按鲍春来说的那么做。
尤其是要送给牛总。
起码应该让牛总知道，这些东西是谁送过来的？人家的批示才能有的放矢啊。
思考半刻，司马亮找到一只钢笔，拿了一张打印纸，单独写上：此类申诉，一共十五份，他们的申诉是否合理有效？请牛总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