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王荆流放大量勋贵、官员，朝堂之上多出来了不少空缺。学宫开考之后几次考试通过的学生在官场上做的很不错。
这个时候的考核难度极高，能够通过的都是精英，这些年干的很不错。
王荆在看到这个情况后，就开始任用提拔这些经学士子。
勋贵大多都是家传的知识，其中也有一些到学宫之中学习过，但是总体而言，水平高低不一。
毕竟勋贵们可以相互举荐，而举荐来的勋贵子弟虽然也是有才的，但是才干有高有低，相比起学宫选拔的就要差上不少了。
治理国家不是打打杀杀，相比起勋贵，王荆更信任那些能够治国的经学士子。大乾自从立国以来，丞相虽然也有勋贵出身的，但是这些人都精通各家学说，并不是简单的勋贵。
而之后的几位丞相都是最优秀的经学士子。甚至就连内相，虽然是皇族子弟担任但是也都是精通经学的。
伴随着朝廷支持经学，设立经学博士之位，各地名士纷纷广收门徒，经学士子越来越多，并且在朝廷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
王荆这些年的做法，不对是皇室历代的做法都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从王氏立国以来，都是依法治国，不搞法不明则威不可测的操作，同时也从不使用阴谋诡计之道。
能够在朝堂之上立足的，都是聪明人。即便是用阴谋诡计赢了一局，但这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先淮时期，韩国申不害变法。其过于强调术的作用，结果就导致了君王和臣子再没有一点香火情，朝堂之上尽是蝇营狗苟，相互算计。
君王算计大臣，大臣也在算计君王，国家大事全都不干了。
王氏一族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国家朝政，他们是国君，是天子，是皇帝，天然上就占据优势和主动。只要天子不犯傻，大臣就斗不过他们。
就算是那些大臣赢了一次又如何？天子完全可以从其他方面赢回来。甚至你不喜欢这个大臣，完全可以用堂堂正正的手段来打压。
韩国玩的那一套到最后只会使众叛亲离。
就像是王氏不喜欢勋贵豪强官员大户们强占土地，一直以来都是设下了明文律法，那些勋贵豪强敢强占，直接按照大乾律去做就行了。
伴随着朝廷支持经学士子，各地学宫越发繁荣。各个学派的学者都有开堂讲学。虽然大乾已经尽可能在各地开办学宫了，但是大乾太大，即便是有皇室支持，学宫也只能开办到县城。
而且县城中的学宫书籍并不多，只有一些常见的书籍，不过基础的学习是足够用了。
虽然简陋一些，但是只要认真学习，通过考核前往郡学宫还是有很大的几率的。
当然除了县学宫外，还有另一种私人学院。这些私人学院基本上都是各学派在各自家乡开办的学院。
这些学院虽然没有国家支持，但是能被称为‘名士’的就没有简单的，他们的学问比起郡学学宫中的老师也是丝毫不差，甚至更强。
很多人并不愿意去各县城的学宫中求学，而是向各地‘名士’来求学。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样一来就是变相的在支持学宫。弟子越多，势力越大，很明显的道理。各个学派都在大力扩展各自的影响。
原本的那些豪强被朝廷狠狠抽了几耳刮子之后，也明白了朝廷的底线。同时更让他们知道了，权利的重要。
于是各地的豪强也开始派遣子孙向那些名士拜师，想要通过学宫入仕。
各地‘名士’们也正好需要这些豪强出钱出力，很容易就接受了他们。各个学派和各地豪强的结合，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天下各县的书院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
勋贵和军功贵族在这种环境下日渐衰落。
勋贵和军功贵族更喜欢以战功获得封赏，但是天下间哪有那么多的战功？没有了战功，想要升迁、获得爵位的难度就大了。
相比较而言，学宫却没有这个问题，勋贵和军功贵族们也渐渐开始被学宫所替代。
时间匆匆如流水。
大乾朝廷立国已经将近八十年，这期间绝大多数时候，天下都是承平的，诸夏难得的享受到了一段和平时期。
神都洛阳，乾元殿。
“陛下，大乾立国八十年，得天命庇护，诸圣君治理天下，得以兴盛，诸夏昌盛，然却多有人不曾牢记先祖，邦周时期，淮有春秋、晋有晋乘、楚有梼杌，各国皆有史，然夏商周一千五百年风雨未有朝廷记录，而民间多有妄言，臣恳请陛下，下诏修史，以示正史！”
“准！”王荆点头同意。
编修史书，这是为了统一前朝的历史，免得被一些有心人借着没有正史对其进行篡改，甚至为了自己的学说来特意曲解历史。
这种情况，在学宫已经有了一些迹象，就像前几年，有人向朝廷献书《春秋左氏传》，这一部书简居然有二十多万字。其中记载了大量先淮时期的历史。
只不过这一部书籍中所记载的历史虽然大体一致，但是其中很多细节却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朝廷历来都是鼓励献书的，这样一部巨作献上，王荆刚开始也是很高兴的。当年邦周末年，天下战乱，《左氏春秋》大多遗失了，仅剩下一些残简。
现在有了完整的《春秋左氏传》自然让人高兴，并且和《淮公春秋》以法家视角书写不同，这本《春秋左氏传》是以儒家的视角书写的，因此不少儒家士子很是推崇。
但是在看了这部书简之后，王荆大怒，直接命人将献书之人下狱，言其以伪书蒙骗天子。
学宫之中，不少看过《春秋左氏传》的学者们很是不满，纷纷上书劝谏。一时间朝堂之上也是风起云涌。
王荆根本没惯着这些人，直接让家中子弟前往守藏室，将《淮宫春秋》、《梼杌》、《鲁国春秋》等史书拿出来和其辩论。
将《春秋左氏传》中的错漏全部找出来，辩得那些儒家学者‘名士’面红耳赤，有几个甚至气急攻心，直接昏死过去。
那些儒家‘名士’拿出来的观点想要辩论，结果王氏子弟中直接拿出书籍原本，并且告知：“当年先贤修书时候，吾先祖亦在侧，因此曾特意问询，并以记载，这是书籍原本，以及先贤与吾先祖对话，汝可还要辩论？”
逼得那位‘名士’脸庞涨的通红，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认输。
“此书乃是今人伪作，诈称先贤所书，岂不知先淮之书因使用竹简，竹简沉重，不易书写，因此先淮史书大都语言精简，一部史书少则一万余字甚至数千，多则五六万或者八九万字。”
“此人却是为了贪大图全，或是为了以书邀名，伪造典籍，足足有十八万言之多，其中更是刻意以先淮语气书写之，可惜假的终究是假的，可谓是画蛇添足！”
一番输出，搞得不少儒家‘名士’差点破防，纷纷掩面而走，不敢再辩。
如此将这波风潮压制下去。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王荆担心一些人有样学样，当即让人上书，编修史书。
淮国当年虽然也修史书，但是所修的史书也只是记录整理，并没有将所有的史书编修完善。
王荆当即任命太史进行编修史书。
大乾的太史同样是出自王氏，乃是当年特意分出的一支，专门用来记录历史的。
这一次编修史书也落在他们身上。
编修史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要正本清源外，还需要彰显自己为正朔。
史书不是一般的书籍，只有朝廷能修。
因为夏商周三朝中，夏朝的记录最少，而且很多都失散了，商朝的次之，而且其中多有矛盾，邦周的记载虽多，但是其中大多散乱不堪。
王荆想要将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编写史书到现在为止。将自从炎黄以来所有的史书都完完整整的写下来。
对于殷商的历史记载，王荆很重视，因为他们一族源自殷商王族。对殷商历史记载本来应该是宋国，只不过邦周当年获得天命，将很多书籍销毁，以邦周为准。这其中与淮国记录的殷商史有很多矛盾之处。
当年殷商天崩，子珏于淮水重建淮国，殷商的历史保留的并不多，其中很多都是侥幸逃生的殷商贵族口述以及子珏当年的记忆所书写。
其中对殷商前期的历史相差不大，而对于殷商后期的，特别是帝辛，邦周记录的纣王，这一段历史有很多完全相反的记录。
就比如说邦周记录，纣王骄奢淫逸，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是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
这些记载淮国史书上有，但是还有很多完全没有，因此争论很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