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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书吧 > 历史军事 > 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 第六百七十章 名声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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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李谕再次和卢瑟福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

“螺线管容易烧毁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卡皮察洋洋得意道。

卢瑟福惊讶道:“真的?”

“今天已经开机做过好几次测试。”卡皮察说。

“有点厉害!”卢瑟福端详了一会儿,不禁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卡皮察说:“很简单,既然无法快速对螺线管降温,那就想办法快速断电呗,在螺线管未被烧毁时断电不就行了?”

“果然是个实验天才!”卢瑟福彻底折服,这种变通的脑子最适合做实验,于是果断道,“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卡文迪许实验室录取了!”

卡皮察两眼放光,兴奋道:“谢谢主任!谢谢院士先生!”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卡皮察人生的转折点,卢瑟福绝对是他的贵人。

短短两三年中,卡皮察就表现出非常强的物理天赋,卢瑟福申请资金专门给他建了一座“蒙德实验室”搞低温研究,卡皮察本人是实验室的主任。

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也源自卡皮察:卡皮察对机械方面很有见解,一个厂长请他去检修一台贵重的机器,报酬是1000英镑。卡皮察看了看,随手捡起一个榔头,在主轴上敲了一下,结果机器就好了。

厂长立马后悔,一榔头怎么值1000英镑?

卡皮察说:“敲一下付1英镑就够,但知道敲在哪,价值999英镑。”

他当上实验室主任后,在剑桥越发春风得意,甚至结识了一位美女老乡,还是他在苏联时期一位同事的闺女,两人立刻坠入情网,很快结了婚。

剑桥也聘请他成为讲师,不过卡皮察讲课挺奇怪,动不动前后矛盾,学生要是问他为什么,卡皮察就说:“我是故意的,否则你们拿什么思考?”

而且他讲课过程中有时艰深晦涩,有时又像大白话。

对此他有一句非常经典且有内涵的解释:“我一直试图让95%的人听懂5%的内容,让5%的人听懂95%的内容。”

不过这老哥在1934年返回苏联看望母亲时,突然被斯大林扣下,不准再前往英国。

卢瑟福通过私人关系向苏联驻英国大使求援,结果对方的回答是:“你们英国希望有个卡皮察,我们苏联也希望有个卢瑟福。”

人肯定回不来了,为了他的科学前程,卢瑟福果断把蒙德实验室的设备全部寄往莫斯科,而且此后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临终前十天,卢瑟福还给卡皮察寄去了最后一封信。

万幸的是,卡皮察没有辜负“幼儿园园长”的期望,在莫斯科成功搞出了液氮的超流动现象,也是他今后获得诺奖的成就。

苏联方面当然也很重视卡皮察,给他的地位很高,在苏联科学界是领头的几个人之一。

大清洗时期,另一个着名的物理学家朗道被抓,还是卡皮察托人保举出来的。

到了二战后期,慈父斯大林同志要求卡皮察造原子弹,卡皮察拒绝了,他不愿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被撤了职。直到斯大林过世,才恢复原职。

不过总体看,卡皮察的人生轨迹还是很不错的。

——

在科学界同样打响名声的爱因斯坦,也受邀来到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见到了李谕、卢瑟福、汤姆逊几人。

卢瑟福问道:“爱因斯坦教授,你不是昨天就到了,先四处欣赏了欣赏英国美景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爱因斯坦说,“不过刚到码头,魏茨曼就拦下我。我已经够低调了,坐的是二等舱,他竟然还能在人群中一眼找到我。”

李谕说:“可能是你的发型太特殊。”

“我应该戴上帽子的!”爱因斯坦惋惜道。

汤姆逊问:“魏茨曼?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是的,”爱因斯坦说,“自从欧洲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反犹形势非常严峻,应该说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我在其中甚至发现了相对性原理的另一个应用——在德国我被说成‘德国科学家’,但在英国我又被说成‘瑞士的犹太人’。倘若我命中注定就该扮演一个惹人嫌的角色,我就该被德国人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而在英国人看来,我又成了‘德国科学家’!”

汤姆逊扶了扶眼镜:“这并不能代表科学界的看法。”

“我知道,”爱因斯坦说,“但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在德国也有一小群人,而且力量正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有意无意中把我说成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

这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信号。

汤姆逊说:“包括莱纳德先生?”

爱因斯坦叹了口气:“还有维恩教授、斯塔克教授。”

这几个都是院士级别,而且很多还有诺奖在身,势力很大。

爱因斯坦继续说:“我又不像哈伯那样,试图竭力抹去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甚至皈依基督教,以求彻彻底底同化成一个德国人。他曾劝我这么做,但我做不到。”

李谕问道:“那么你准备加入魏茨曼的复国组织?”

爱因斯坦说:“暂时勉强答应吧,但从做人的角度上讲,我反对民族主义。”

他和吕碧城一样,是个世界主义者。

二十世纪初各种思潮太多,站在哪个角度的都有。

汤姆逊绕开这个有些涉嫌政治的话题,对他说:“还是讲讲相对论吧,现在全英国都在讨论相对论,反对的人也有很多,提出了很多问题想让你回答。”

他拿出一份小报,上面写着一个问题:“既然光速不变,那么如果他前后相隔几秒钟,朝对面的墙射出两道光,前部分光相对于后半部分光的光速仍为c,那么前部分光岂不是越跑越远?”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的人明显不懂数学,应该……”

李谕打断他:“你真想回复?”

“不应该回复吗?”爱因斯坦问。

李谕说:“这种问题回答了也没有用,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就不要指望他能看懂解释了。”

爱因斯坦说:“那不就任由他们诋毁我的理论了?”

李谕笑道:“你正眼看他们一眼,你就输了。”

这句话还是李谕当年听德云社相声时,郭德纲说的:“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得烧柴,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爱因斯坦也琢磨过来味儿了:“说得没错,我哪有这种精力!以后还要和德国科学院的几个反对相对论的大院士辩论。”

汤姆逊说:“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你可以不管,但听说你来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希望当面问问你关于相对论的一个问题。”

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

“大主教?”爱因斯坦讶道,“我能不能拒绝?”

“恐怕不行,”汤姆逊说,“大主教今天下午就会抵达剑桥。”

爱因斯坦无语道:“他懂不懂相对论?”

卢瑟福说:“好像恶补了几天,但总体看,大主教完全不懂,他抱怨说,那些简介和相关的报纸文章让他更加糊涂了。”

爱因斯坦脑壳疼,问李谕:“你曾见过教宗,与他们接触有没有什么诀窍?”

“没有。”李谕摊了摊手。

爱因斯坦无奈道:“只有随机应变了。”

几个小时后,大主教果然乘坐马车抵达剑桥,亲自来,也算相当给面子了。

礼堂中,汤姆逊特意安排大主教与爱因斯坦坐在一起,以便直接发问。

大主教先礼貌问询了爱因斯坦近况,然后郑重问出他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爱因斯坦先生,相对论对宗教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爱因斯坦仔细想了想,突然发现几个小时前李谕说的最后两个字非常妙,于是说道:“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大主教似乎有点失望。

“是的,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强调了一遍。

他感觉这个回答妙极了。

大主教问:“为什么没有影响?”

爱因斯坦说:“很简单,因为相对论是纯科学的东西,它与宗教无关。”

他的回答完全把自己撇开,省了不知道多少不必要的麻烦。

李谕也心中暗笑,虽然这个时代的科学教育不可能与一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相提并论,但这时候的人至少是真的尊重科学,也没有互联网,不会出现那么多无脑喷。不过此时信宗教的人很多,没有必要把自己陷入无休止又无意义的争论中。

大主教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宗教势力根本无需在乎相对论。”

“没错!”爱因斯坦说,“我认为宗教更应关注精神领域,不要继续试图解释客观世界。”

“我明白了。”大主教说。他对爱因斯坦的回答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爱因斯坦的潜台词很明显,试图用宗教解释世界,只会越来越糟,暴露自己的弱点。

次日,爱因斯坦在剑桥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

和李谕的讲座一样,人满为患。

这两个同龄人在科学领域的号召力都极强。

演讲结束,三一学院院长汤姆逊高兴地对爱因斯坦说:“短时间内学校请到两位分别演讲,效果太令人满意了!”

卢瑟福问道:“爱因斯坦先生,你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欧洲,有没有兴趣去美洲进行演讲?美国的大学往往能给出非常高的出场费,因为他们并不缺钱,只缺优秀的思想。”

“美国……”爱因斯坦想了想,“这个想法很诱人,因为我需要一些价值坚挺的货币支撑日常生活。”

李谕笑道:“堂堂爱因斯坦先生,也会为钱发愁。”

爱因斯坦苦涩道:“太愁了!现在德国马克跌得不成样子,大战刚结束时,1马克的价值还相当于12美分,能买一条面包;现在只值2美分,要用六倍的钱才能换取一条面包!”

李谕说:“我与德国的工业界多有接触,对经济间接有点了解,按照目前的趋势,马克下跌的速度恐怕会越来越快。”

最多两年,一条面包就需要700马克,然后再过一年,就要10亿马克!是的,没看错,就是10亿!

属实是早了半个多世纪的津巴布韦币。

爱因斯坦无语道:“这些政客,只知道疯狂印刷货币!”

李谕说:“确实有点失败!如果印刷货币就可以消除贫穷,那多发大学文凭岂不是可以消除愚蠢?”

爱因斯坦也笑了:“他们的愚蠢可能需要数不清的大学文凭。”

笑肯定是苦笑,他又说:“我现在只能多在国外赚点钱,而且不能直接寄回德国,因为他们会用旧的汇率兑换成马克,那样我的钱就全被他们吞掉了,只剩一堆无用的马克废纸。”

卢瑟福问:“这样不就违反了德国的货币政策,你要怎么做?”

爱因斯坦神秘道:“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先寄到荷兰,德国的税务部门就没有办法了。”

卢瑟福说:“爱因斯坦教授竟然被逼到隐藏收入的地步。”

“哎,当个科学家本来就不够赚钱!”爱因斯坦说,“所以我对自己儿子的选择可以理解了。一开始我非常反对他成为一个工程师,但现在我会告诉他,科学是一门困难的职业,选择工程这样的实践领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在那里不必寻找一株长有四个叶瓣的三叶草。”

“没有那么绝对,”卢瑟福说,“你看李谕院士,简直像个超级有钱的大财阀!”

爱因斯坦说:“因为他在工程领域同样出色,而我早年尝试过,制作了一些小东西,但市场反馈并不好。”

李谕笑道:“如果可以利用好你无与伦比的名声,巡回演讲一圈,同样能够赚很多钱。”

“好吧!”爱因斯坦本来就有这种打算,“只要美国人能给出美元的报酬,我就可以去一趟美国。”

他对钱这么斤斤计较属实没办法,一半收入要寄给前妻;按照协定,诺贝尔奖奖金那笔巨款的大部分也要分给前妻。

再加上德国疯狂的通货膨胀,能把人逼疯。

李谕说:“我想美国人出得起,而先生要是继续前往日本和中国,能收到更多的收入,我可以给你保证。”

爱因斯坦说:“真能这样,我肯定去!希望这是我最讨厌的名声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

卢瑟福说:“名声还是有好处的。”

“自从日食观测以来,虽然我获得了很多名声,可总感觉盛名之下我变得越来越愚蠢了,这种现象当然很普遍,”爱因斯坦顿了顿,“不对,李谕先生是个例外,他早早获得盛名,还能不断有新突破。”

卢瑟福笑道:“不管怎么说,你都成了相对论方面的权威。”

爱因斯坦说:“以前最讨厌权威,现在我却成了权威,真够讽刺。”

“只能说是甜蜜的烦恼。”李谕道。

汤姆逊说:“有了名声,最少会引起公众对物理学的关注,有积极作用。”

李谕说:“而且发行知识总比发行货币好得多,最少能让人变得不愚蠢。”

卢瑟福说:“我认可李谕先生的说法,最近书店经常看到一本叫做《相对论的统治》的书籍,——只要带上‘相对论’几个字,就很容易成为畅销书——,作者就在用相对论的理论来支持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即需要避免教条主义才能使社会生气勃勃。”

“还好他说的尚且在正道上,”爱因斯坦说,“不过名声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会招致怨恨,不久之后,我就要面对莱纳德他们的一场科学‘审判’。”

汤姆逊安慰说:“已经不是烧死布鲁诺的时候了。”

李谕则说:“正好我也会去德国,到时我做个二辩。”

爱因斯坦欣慰道:“那真是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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