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内，基洛夫只是与莫洛托夫与格里戈利点头打招呼，随即转向了斯大林。现在的局面让三人都没有选择坐下，苏共政治局决定流放托洛茨基的当下，苏共内部的气氛是相当轻松又紧张。
斯大林总书记神定气闲，光看表情的话，甚至非常轻松。他摆摆手，“同志们，坐。”说完，就开始给自己的烟斗里面装烟丝。
三人都没有坐，而是继续望向斯大林。斯大林点燃烟斗后，见他们依旧如此，也不再勉强，而是问道：“同志们对于托洛茨基分子们的处理有什么看法？”
基洛夫不太想说话，按照苏共到现在的政治传统，党内要清理一番‘托洛茨基分子’。基洛夫不反对这么做，但是他觉得按照传统的清理模式，牵扯面未免太大。有一部分国内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工作能力其实不算差。如果能够让他们在工作中认识到错误，也不必非得将他们赶出队伍去。不过这种暗示得由斯大林同志先说才合适。
莫洛托夫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他对于托洛茨基的印象很不好。有着一头仿佛狮子鬃毛般头发的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者，或者说，托洛茨基完全不乐于团结同志。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虽然做的也不怎么样，至少比托洛茨基好多了。
但是最重要的并非是两人对待同志的态度，而是托洛茨基分子对于现在的苏联是一个麻烦。托洛茨基的思想非常简单，这位对共产主义革命有着极大热情的苏联早期领导人认为，苏联现在除了留下最基本的工业与生存需求，其余的每一个卢布都拿出来支援世界革命。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就在于此，斯大林认为现在不是发动世界革命的时机，苏联人民也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给苏联制定的世界革命政策。
事实的确如此，苏联党中央与政治局以绝对优势决定驱逐托洛茨基，并且开除托洛茨基苏共党籍。必须得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真的是路线斗争，而且托洛茨基的确遭到了苏共中央的否定，并非是斯大林同志玩弄了什么政治阴谋，把托洛茨基搞倒了。而是大多数苏共中央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真的受不了托洛茨基这位苏联红军缔造者，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并且决定将托洛茨基流放国外。
莫洛托夫不愿意发表意见的一个大原因是托洛茨基分子中，很多都不是苏联人。大部分托派都是波兰人，比较大一部分是德国人。这些人是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祖国，波兰或者德意志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这种共产主义理念的人们也未必真的认同托洛茨基的理念，只是因为斯大林同志不愿意支援波兰与德国的革命，他们才不得不投到托洛茨基那一边去。
从冷酷的政治角度看，除非这帮托派分子完全投奔了斯大林同志这边，从而成为苏联公民，或者成为苏共的暗线，完全为斯大林同志所用。否则，斯大林同志就只能看着这帮人自生自灭。甚至促使其自生自灭。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斯大林同志不能让波兰感受到其国内到处都是颠覆分子。对于波兰当下的资产阶级政府来说，有一个共产党，就恨不得宣传有10个，甚至是100个。只有通过这样的局面塑造，才能让英法继续向波兰投资。
斯大林同志一直想缓和与英法美国的关系，所以才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念。这是一种对内宣传，更多的是一种对外宣传。既然苏联都要建立‘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自然不会考虑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
就如《真理报》前两天大骂英国殖民主义。骂英国，是为了获得正义性，是为了体现苏联是走在人类道义的最前列。但是真的让苏联出兵搞死英国，斯大林同志绝不会同意。
所以莫洛托夫也没吭声。这时候他什么都不能说，说什么都不对。而且在莫洛托夫的考虑之中，托派如果在全世界挑事，对苏联没什么好处，反倒连累了苏联。如果莫洛托夫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意味着莫洛托夫想彻底干死苏联境外的托派。这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说！
只有格里戈利思索了片刻后开口说道：“斯大林总书记，我坚决支持您的意见。不过我个人看来，托洛茨基分子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主心骨。在国内，我们还是批评教育为主。”
基洛夫与莫洛托夫在心中都松了口气。托洛茨基分子属于脱离了现实，过于激进。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坏人。一小部分托派其实颇有工作能力，把他们撵出政府，对苏联政府来说是一种损失。而格里戈利在苏联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国资委主任，他来说这话，倒是天然就非常合适。
斯大林总书记看着三位值得信任的部下如此反应，心中一点都没感觉到讶异。驱逐托洛茨基是苏共中央的共识，清除托洛茨基分子也是共识。现在斯大林同志考虑的既不是托洛茨基，也不是托派分子。而是更现实的威胁，也就是布哈林之流。
此时苏联还没有拍摄电影《列宁在十月》，所以此时也没有那句着名的台词“告诉列宁同志，布哈林是叛徒！”
但是对于斯大林同志来说，布哈林这种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家伙，就是最大的威胁。所谓“异端比异教徒更不可容忍”，布哈林对于斯大林同志的经济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路，这就已经是威胁了！
斯达领其实很羡慕隔壁的中国邻居，中华民国主席何锐在中国拥有无法撼动的影响力，何锐的政策根本不用担心任何人的质疑与攻击。哪怕是身为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分析何锐的政策以及何锐政策取得的成就，也挑不出毛病来。
将列强赶出中国，打败了地缘政治的敌人日本与英国，又逼迫这两个国家反过来不得不与中国合作。与苏联不同的是，苏联打败了各国干涉军之后，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封锁。而中国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之后，很快就利用世界局势，使得各国与中国合作。
斯大林同志其实有些不解，为什么何锐说出了那么明显的谎言，声称“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利益”。至少斯大林同志绝不相信何锐这种谎言，斯大林同志相信，何锐是想将世界各国投资骗进中国，然后将其消灭，进而吸收，将其变成中国的能力。
但是世界各国政府就真的相信了何锐的谎言，真的认为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利益。斯大林同志虽然不理解，但是也很佩服何锐竟然有能力欺骗世界上的列强国家。但这样的秘诀一定是何锐的不传之秘，苏联即便想了解，何锐也不会传授。
在此时此刻，斯大林同志问道：“亲爱的格里戈利同志，您认为要怎么做才是合适的呢？”
格里戈利人民委员没敢多说什么。他其实是担心斯大林同志利用清晰托洛茨基分子的机会对其他人下手。现在斯大林同志根本不提这个问题，只是问他想怎么做。如果格里戈利委员说点什么，都可能会被误解。
于是格里戈利人民委员答道：“斯大林总书记，我完全支持您的观点。”说完，格里戈利就老老实实的站在斯大林总书记面前，再不主动开口。
看到这些同志总算是没有犯错，斯大林总书记很开心。因为当下的局面，某种意义上有些天上掉馅饼的意思。
首先，斯大林负责对华贸易，真的不是他自己去争取的，而是列宁同志的安排，联（共）布尔什维克内部都对此非常清除。所以同志们认为，在斯大林总书记的领导下，对华贸易结出了甜美的果实。
其次，为了对付托洛茨基，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也是被逼的。然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样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最近几年获得了巨大成功。
从1922年到1930年，苏联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分配体系上的优越性，使得苏联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公平的时代。充足的轻工业品，也使得表现优秀，生产效率更高的劳动者们得到了应有的奖励。
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1589年至1925年名为察里津。1925年，为了纪念斯大林的贡献，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这些大城市中，国营商店中都是充足的商品。由于苏联的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这些城市的居民虽然也排队购物，但是都是听说来了一批中国产的新式商品时才会排队。平日排队，队伍都不长。
而苏联产粮区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以及各个木材、矿产、工业地区，尤其是乌克兰地区，已经成了苏联的精华地区。在黑土地地区，普通的农户家里都有自行车，收音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成套衣服。那些工作极为出色的农户，家里还有全地形机动车，也就是机动三轮车。
集体农庄在苏联的比例不到8%，正是这8%的集体农庄，都拥有自己的拖拉机，收割机，以及几乎每年都会有升级的各种饲料加工设备。说他们的生活比苏共的中央委员还好，那还不至于。但是一个普通工厂厂长生活水平，还真的未必比这帮集体农庄的成员生活好到哪里。现在各个地区都向苏共中央请求，在本地区搞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询问基洛夫这样的铁杆支持者，对于各个地区的审查情况如何。那些地区是否具备建成集体农庄的条件。而且斯大林同志最近很欣赏一位叫做贝利亚的年轻同志，这位叫做贝利亚的年轻同志有着坚定的意志，能够以毫不留情的公正态度去面对所有存在问题的苏共干部。
如果贝利亚同志能够证明自己更适合契卡的监督工作，斯大林同志就会更加放心党内的监督。也就敢扩大各种审批。毕竟，在中国古老的智慧中有一句话，“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现在苏联国内的外语中分为，英语、德育、汉语三种。而一半以上的苏联干部都要求他们的子女读中文。而这句话话就是苏联的中文教学课程中的一句，至少斯大林同志读过之后非常欣赏。认为这对于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很有借鉴意义。
所以斯大林同志见到自己看中的几位同志都表达了对于自己领导权的服从，而且也没有说出不合理的看法。即便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斯大林同志真正期待的，但是他还是说道：“如何解决托洛茨基分子，我认为要在政治局上讨论，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只是被托洛茨基提拔的同志，就不应该粗暴的认为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
听到这如同赦免的发言，基洛夫、莫洛托夫、格里戈利都松了口气。他们并不愿意放过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斯大林总书记的话，让他们感受到了斯大林总书记的仁慈。仁慈，在俄国的传统中并不是非常好的评价。这意味着放纵、不坚定。但是对于斯大林总书记个人来说，仁慈则是绝对的好事。如果斯大林总书记要求彻底清洗托洛茨基分子，除了基洛夫之外，莫洛托夫与格里戈利都很可能被清洗掉。
所以莫洛托夫与格里戈利立刻答道：“我们坚决支持斯大林总书记的意见。我们绝不会放过托洛茨基分子。尤其是那些串连分子，我们认为必须严肃处理。”
斯大林同志犹如钢铁般强硬，托洛茨基同志也不是啥善男信女。遭到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联中央委员的压制之后，托洛茨基在1926年春夏之际，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派联盟，即所谓“托季反党联盟”。
他们挑起了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他们提出的《世界分工论》、《超工业化计划》等理论和做法，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托季联盟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以后，暂时有所收敛。
随着中国全面展开外交上的对美战争，以及确定了中国与法国的合作之后，托洛茨基又加紧了他们的活动。炮制和散布了大量纲领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反对派政纲》（又称《九月三日政纲》）、《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等等，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
虽然苏联经济发展的时分顺利，但是苏共也忍不住了，才对托洛茨基这些言论和活动，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托洛茨基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最终才驱逐了托洛茨基。
所以莫洛托夫与格里戈利两人清算托洛茨基分子的心情并非是敷衍或者取悦斯大林，而是他们两人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又给自己的烟斗装上烟丝，抽了两口，才在芬芳的香气中说道：“我认为绝不能冤枉同志。”
与苏联国内这种政治制度相比，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副议长马龙先生可就轻松的多。即便知道自己向何锐问出了愚蠢的问题，但是马龙先生还是觉得自己被中国那帮没有经验的中央人员误导了。如果中国中央委员们能够说出何锐对于印度支那的看法，马龙先生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向何锐提及印度支那问题。
不过马龙先生并不觉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受到了威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个有总统，有总理的半总统制的国家。总统有宪法制度保证，不用担心任期。总理的名称也叫‘部长会议主席’，是内阁制模式。获得了一半议员席位的政党或者政党联合组阁，内阁部长都是议员。现在法国并没有出现两党局面，每一届内阁都得通过政党联合的方式组阁，以至于小政党也能倒阁。这种局面导致了法国政治看似非常混乱。
便是如此，在总统与总理之间，法国还是认为总理更有实权。马龙觉得何锐向自己说起此事，然是因为马龙在法国政坛上也算是个人物。最重要的事情在于，马龙这家伙主动撞上来问起何锐对越南起义的看法。何锐也需要找个试验品，看看法国上层对于印度支那的看法。
现在马龙先生完成了何锐的期待，接下来的一切，就等着法国上层自己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