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暮鼓声中，长安城又迎来了新的一天，淡淡的薄雾之中，大唐的百姓们也陆陆续续的走出了家门，以往这都意味着一天劳作的开始，但是今天有些不一样，人们出门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将门口挑着的灯笼猛杀黑纱。
人人脸上都带着哀戚之色，昨天夜里大明宫内的景阳钟整整响了一夜，百姓们都知道，又一位大唐的天子离开了他的臣民。
不像对待太宗皇帝那样百分之百的爱戴，敬仰，人们对李承乾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说起来，李承乾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有道明君，继位以来，于国内轻摇薄役，发展生产，百姓们的日子比之贞观盛世更加富足，对外累次发动战争，开疆拓土，宣国威于域外，其文治武功和历朝历代的天子相比，都不遑多让。
但是李承乾却做了最错误的一件事，罢黜了杜睿，对杜睿，百姓们是十分推崇的，因为杜睿倡导变法，让他们的生活安乐起来，同时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大唐立下了不世功勋，百姓们将杜睿视为圣人，可是这个圣人却被李承乾赶出了长安城。
在这件事上，百姓们对李承乾是有意见的，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李承乾已经不在了，百姓们只会记住他的好，记住他是一个好皇帝，对他的错处，自然也就忽略了。
此刻宫内也是忙做了一团，李承乾和李弘的丧事也被杜睿提上了日程，皇帝驾崩，太子李弘也只能避让了，李弘的遗体被暂时停放在东宫，等到忙过了李承乾的大殡，才能料理他的身后事。
首先要确定下来的就是李承乾的谥号，为此一众大臣炒作了一团，这个谥号在他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皇帝生前文治武功，品行道德，都要在那几个字当中体现出来，这是礼法，马虎不得。
例如高祖李渊因开创了大唐帝国，谥号为太武，太宗皇帝李世民因为打造了一个贞观盛世，谥号为文。
这个谥号就好像对一个人，人生的总结一样，非但马虎不得，而且还不能随便乱加，谥号制度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
周王室和春秋战国各国广泛施行谥法制度，直至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
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这究竟是排行还是出生年份，在后世也是众说纷纭，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
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象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宗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很被后世嘲笑。
一般庙号叫高祖或太祖都是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统一的，如世祖忽必烈、清世祖福临，刘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王朝的，所以也是世祖，朱棣和他们差不多，所以叫成祖，另外玄烨被叫做圣祖，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指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
李承乾的谥号原本是应该等到李贤继位之后，再行宣布的，但是眼下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变，皇帝和太子都不在了，朝局已经乱成了一团，自然也就顾不那么许多了。
杜睿见一众大臣为了一个谥号，庙号争得面红耳赤，不禁有些不耐烦，最后还是他一言而绝，将李承乾的谥号定为“大圣大弘孝皇帝”，庙号“高宗”，这个谥号和庙号原本都是属于李治的，杜睿只是将谥号最前面“天皇”两个字拿掉了，按照李承乾的功绩，绝对要比历史上的李治强，虽然这般谥法，有些过了，但是群臣最终还是全票通过。
接着杜睿便在太极殿，李承乾的棺椁前宣读了遗诏，李贤在灵前继位，杜睿顺便宣布了年号，从明年开始称“洪武”元年。
从这个年号当中，一众大臣就不难猜到，杜睿这个辅政大臣要做什么了，太宗，高宗两代君王的梦想都是将这个世界都纳入大唐的版图，结果历经数十年都没能实现，或许这个愿望有可能在洪武年达成了。
解决了这些事，接下来的七天停灵，七天之后发丧，李承乾的遗体也将被移入早就建好的茂陵，在那里继续看顾他留下的庞大帝国，以及他的后辈儿孙。
重要的事情办完了，剩下的自然有宗正府和礼部议定，就不用杜睿在事必躬亲了，如今正是最为敏感的时候，杜睿成了辅政大臣，必然有人心中不服气，这个时候，杜睿是寸步都不能离开的。
看着太极殿内李承乾的棺椁，想到两人少年为友，如今却天人永隔，杜睿也是不胜嗟叹。
天下间人人都想着去坐那张龙椅，为了那张龙椅兄弟相争，父子相残，太宗兄弟，李承乾兄弟争得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可是谁又能知道，龙椅是天底下最难坐的，皇帝也是天底下最苦的人。
天子无情，坐上那个位子之后，就要摒弃所有的感情，亲情，爱情，友情，对别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感情，但是对皇帝来说却成了奢侈品。
像杜睿他们这些做臣子的，还能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皇帝却要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李承乾纵然是不被人下毒，就以他那夙兴夜寐，操劳国事的尽头，难道就当真能长寿数不成？
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当数清高宗弘历，其享年为八十九岁，生命短促的则是东汉殇帝刘隆，生下来百余日即帝位，不到两岁就夭亡了。
杜睿前世还曾对西汉、唐、明、清四朝的皇帝年寿作了个大致统计：从高祖刘邦起至王莽篡位时的傀儡皇帝刘婴止，西汉共有12帝，皇帝的平均寿命仅为38岁。唐朝虽有20位皇帝，但中宗李显鸩毒身亡，宪宗李纯、昭宗李晔、哀帝李柷被杀，余下16位皇帝的平均寿命也不到46岁。明朝16帝中，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终，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其余14位的平均寿命为44岁。清朝入关后只有10个皇帝，宣统帝溥仪3岁即“逊位”，剩下的9个皇帝平均寿命为51岁。
天下万民口中喊着万岁，就是长生不死，可是谁又当真能够万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帝清君，他们毕生孜孜以求的幻梦，就是想永远地活在世上，永远地执掌权柄，康熙大麻子不还絮絮叨叨的念着要“向天再借五百年”吗？
可是，自然法则不但不惧怕，有时甚至还作弄权势者，痴迷万寿无疆的，却偏偏使其生命短暂，祈求子承孙继的，却偏偏让其国运颓亡，天子天不佑，真命命多舛，“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在社会发展的浩荡大势面前，这就是帝王们不想唱却又不得不唱的千年《垓下曲》。
君临天下，门第显赫，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就连战国时期的楚大夫屈原，在他的着名诗章《离骚》中，开篇首句即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是传说中黄帝的孙子，就是帝颛顼，即远古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愤世嫉俗、清高孤傲的一代愤青屈大夫，亦拿传说中的人物以为自己的远祖炫耀，可见，祖先是否显赫、血统是否高贵，当年，就连屈原这样“独清独醒”的明白人，仍然也十分在意、无法释怀。
翻开封建时代的正史，“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象精心调制的浓稠汁液，涂抹在“帝王身世”这块任其搓捏的面团之上，而所谓神龙附体、真龙天子的渲染，让人们对君王痴迷梦幻。可是再完美的梦境，总有不符逻辑的荒谬。
真龙天子，这天下哪里的真龙天子，中国封建帝王存在几千年，封建史家写帝王身世的神龙之说就延续了几千年。
清朝是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史稿》写顺治帝福临的诞生，仍然是高唱老调、毫无新意，甚至还端出来一个集龙、神、梦、日的“杂烩拼盘”：“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室，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竖日上升，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
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福临六岁即帝位，二十四岁就死了，这“统一天下”、“必建大业”的功劳，他究竟占有其中几成，应当不言自喻。
历代皇帝没有一个不迷信的，毫不夸张地说，皇帝的一生是迷信的一生。
帝王被称为“天子”。《说文解字》解释“姓”字的时候这样说：“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
天子，系神人交合而生，或者说是天帝之子。这种宣传的本意，其实是指称帝即位，先天注定，天意如此，人岂可违？
因而，“君权神授”理论最积极的宣传者就是君王本人，历代君主个个迷信神灵，虽然程度不一，但是概莫能外。
帝王的敬奉神灵，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传说远古时候，代表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黄帝，与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在涿鹿地方发生激战，由于蚩尤一方能呼风唤雨，又勇敢善战，黄帝“力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天雾冥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所谓玄女者，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由此可见，企望得到神的指示，不断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黄帝“稽首再拜”的目的。
商周时期，巫卜之术极为盛行，并且影响至后代。所谓巫卜之术，是人们将烧灼过的龟甲和蓍草，作为卜卦用的工具，从龟甲上裂纹的形态走向，来预测时人的生死祸福、事情的兴衰成败。它本来是远古人类极端愚昧的无奈之举，但统治者却对之不断神化，一方面，说明他们自己也是迷信者，另一方面，这种推祟有其现实的意义：“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豫也。”
其中的“畏法令”，便是实实在在的目的，法令是王者制定的，而王又是神的代表或化身，对君王必须敬畏与服从，对于这一点，是绝对不允许怀疑和犹豫的。
在名目众多、企求不一的迷信活动中，祈望长寿乃至不死，是历代帝王最难解的心结。拥有权力，并不等于拥有健康；江山长在，并不等于生命长存。极贵且富的帝王，最不愿意舍弃无所不有、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而去独自面对永远的黑夜和寂寞。可以这样说，帝王最恐惧是对尊卑贵贱一视同仁而不可抗御的死神。有没有死神也无可奈何的灵丹圣药，让人容颜不老、青春常驻、寿若南山呢？
《史记?封禅书》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燕等诸侯国君，就开始了这充满希望却徒劳无功地探寻：“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从太史公的描述来看，剔除其民间传说和大胆想象，这应是典型的自然现象一一海市蜃楼。
而对于迷神信鬼的人来说，海市蜃楼却是肉眼可见的仙境，是能够证明其信仰无妄的唯一实据和心理安慰。的确，“虚无”不是“飘渺”的同义词。神仙鬼怪、地狱天宫，说之者虽众，但虚无可见，而海市蜃楼尽管飘渺，它却毕竟时有发生并且人能目睹。谁说没有仙界神山？且看海市蜃楼！
于是，继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之后，渴望长生不死的秦始皇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寻觅。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东行至泰山封禅，后到东海边上刻石颂德，遥望着波诡云谲的海天深处，联想起扑朔迷离的神山仙药，再加上方士的谄媚蛊惑，嬴政便令方士徐福出海访求仙山琼阁。
面对着心情急切、操掌生杀大权的秦始皇，徐福深知这只能是一次虚拟世界毫无所获的漫游。他不知在哪里转了一圈，回来后将神仙之事吹得更加天花乱坠。
他对嬴政说：“臣到了海上的神山，见到了山上的神仙，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然而大仙说，秦皇予我并无半点赠礼，我又何必施以回报？仙药遍山皆是，但金龙守护，难以空手而得。为臣下跪再三央求，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大仙回答，叫你们秦皇送些童男童女和仆役工匠来吧，到时我必将仙药交你带给秦皇。”
并不高明的谎言，却往往欺骗了有所欲求的智者。嬴政居然大喜过望，“遂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百工而行。”然而，徐福从此一去，就杳如黄鹤，再也没有回来。
汉武帝刘彻也是个想长生不死的皇帝，他所用的一种不死药，便是服用玉石磨成并和以清晨露水的粉末。
连太宗皇帝这样的“圣贤”之君，亦因迷恋于异域术士的不死之药，结果反在五十二岁那年中毒而亡。
汉武唐宗，一代风流，竟然“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做出违悖自然法则的蠢事，的确令人慨叹！
在历史上，有唐一代诸帝中，玄宗李隆基的求仙问药之痴，实在令人好笑：“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
从他的《送元同真人李抱朴谒灊水仙祠》诗中，可见其的心理变态：“城阙天中近，蓬瀛海上遥。归期千载鹤，春至一来朝。采药逢三秀，餐霞卧九霄。参同如有旨，金鼎待君烧。”
更有甚者，唐代后期的宪宗、穆宗、武宗，“前仆后继”，居然都是因为服方士丹药而致毙命的。
对于皇帝们的这种饮鸩止渴，当时的朝臣中对之亦颇多非议。唐宪宗时，宰相皇甫鎛、金吾将军李道古等人迎合宪宗李纯的意思，引来柳泌、田佐元一班术士，均授以待诏翰林之职，为其熬炼丹药。
起居舍人裴潾就直言上疏劝谏说：“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俟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伎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耶？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尝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腑脏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见矣。”
谁献不死之药，谁就自己先服食一年，以证明它的灵验，裴潾的这个主意，可谓“实践出真知”，实在可供揭穿方士们的骗局，但此时的李纯已经痴迷不悟，说真话、直话的裴潾，竟得了个“疏奏忤旨，贬为江陵令”的回报。
生老病死，是每个生命都要演绎的公式。生，是开始；老，是过程；病，是磨练；死，是归宿。帝王的生命过程与常人无异，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维护保养、善后处理的成本，极大极大地高于常人。
皇帝有病讳称“不豫”，豫，有不快活、不高兴的意思，引申为不舒适。病情加重称“大渐”，渐，加剧。皇帝之死，通常称“崩”，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崩，山崩地裂、大厦将倾。东汉班固的解释是：“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死生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黎庶殒涕，海内悲凉。”
所以说，做皇帝有什么好的一样离不开生老病死，不单单如此，还要摒弃感情，时时刻刻的用神秘来装扮自己，让自己始终都活在一个君权神授的梦里，还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连死都要担惊受怕的。
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那么多人，为了一张皇位争来抢去，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李承乾做太子的时候，就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了皇帝之后，一样要疑神疑鬼，何曾得到过真正的快乐。
如今这个老朋友已经不在了，杜睿这些念头也只能自己想想了，不过就算是李承乾健在，又能如何，总不能劝说李承乾不要做这个皇帝吧。
李承乾生前一向倡导节俭，就连自己的身后事，都曾有过一切从简的安排：“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絰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
皇帝为一国之主，安危生死朝野瞩目，按照礼制，治丧期内，民间均须服丧，必须哭灵，并且不能“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等等。只是李承乾觉得这样做扰民太甚，便下令将自己的丧事从简。
皇帝驾崩，居丧大殡，事关重大，都是有着严格的礼法制定的，按照礼法，皇帝驾崩，当由皇后下令由三公主持操办丧事，满朝文武均扎白头巾，着白单衣，御前侍卫持兵器守卫遗体，宫中、京城戒严，内侍等官员昼夜轮流值班。
皇后、皇太子、皇子与三公重臣向大行皇帝遗体告别，洗抹遗体，太监、宫女准备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将珠玉置皇帝口中，称衔块，用宫中冰窖所藏天然冰块置于遗体侧，以防尸身。
金缕玉柙，又称玉柙或玉匣，后世称金缕玉衣，汉代皇帝和上层贵族的特制殓服。玉衣之制起于东周，至西汉时已广泛使用。后世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两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衣用带孔玉片制作，玉片间用金丝编缀。刘胜玉衣长188米，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约1100克，分头、上衣、裤、手套与鞋5个部分；窦绾玉衣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用金丝约600克，结构同刘胜玉衣。
衔块，又称饭含，旧时人死口中含物。汉代刘向《说苑》上说，天子含珠，诸侯含玉，大夫含玑，士含贝，庶人含谷实，罪人含土块，以示有罪。
《白虎通义》称：“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贝也。”
朝廷还须遣使者持竹节星夜赴告在外地的王公大臣，使者一到，均须伏哭尽哀，同时，京城文武百官必须至殿堂之下哭灵。
第三天，大行皇帝小敛，即在室内为皇帝遗体换上葬服，随之大敛，即在室外两楹之间的阶陛间将尸体入棺，此时，御林军在殿堂四周警戒，太监持武器守卫在摆放棺椁的大殿上。
皇帝及诸侯死后，均在第三天小敛，这样做，是因为医学不发达，不能科学的鉴定死亡。为怕发生休克或假死，第一天即派人用丝棉置于逝者的口鼻间，轮流观察是否仍有极轻微的呼吸，第二天，尚冀望逝者或许能够生还，第三天，“魂气不返，终不可奈何”，便只能装敛入棺了。
棺椁也是有着相当严格规定的，按照周制，“天子棺、椁九重”，棺，藏尸之器；椁，围棺之器。其中，棺为四重：“天子之棺四重”，一重即两层。秦、汉以来，帝、后棺椁主要采用梓木，所以称“梓宫”。
皇帝入棺后的当夜，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王公贵族、文武群臣，披麻带孝，均赴灵堂依次拜伏哭灵，祭奠用太牢之礼。
在隆重祭奠大行皇帝之后，三公奏《尚书?顾命》一篇，请皇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先帝的灵柩前，并请尊皇后为皇太后。此奏当场便得到皇太后的批准。文武百官退出灵堂，换上吉服后再群聚大殿，由太尉宣读皇太后策封皇帝的策命，并授予传国玉玺，群臣山呼万岁，庆贺新皇帝的登基。此时，新皇帝即诏令大赦天下，同时解除戒严，除宫禁侍卫外的御林军返回驻地，百官仍换上丧服，继续参加以后的悼念与祭奠活动。
皇帝出殡之前，在京百官每五天去其灵前祭奠一次，临到出殡前三天，各地均须在专设的灵堂内，每日祭奠一次，出殡前两日，则须早晚各祭奠一次。
在做好一系列前期工作后，经太史卜卦选定好下葬之日，大行皇帝出殡的时刻到了。运载皇帝灵柩的车称大行载车，大行载车装饰华丽，由太仆驾御，车上插有十二面曳地彩旗，上绘日、月、飞龙图案，旗上写有“天子之柩”字样，卤簿以大驾规格，驾用六匹纯白色“骆马”，马身用黑药灼烧成“虎纹”。
皇帝下葬后，马作处理，车则藏于城郊秘宫，均不得再返回城中。今后如需再用此车，须由太仆与工匠在秘室中检修并重新装饰后，方可重新使用。
新皇帝率百官再行祭奠礼后，柩车启行，送丧者执绋前导，称为发引。绋用长三十丈的白色绸带，公卿、宗室子弟三百人、六列、每列五十人执绋，校尉三百人持幢幡，另有六十人领唱挽歌。
新皇奉大行皇帝的灵柩至殡殿，称为奉移，安葬于陵寝，称为奉安。大行皇帝安葬之后，新皇按例必须守丧。
汉文帝以前，大丧守丧期一般为三年，文帝临终遗命天下吏民只服丧三天，汉成帝时恢复三年守丧期。三国魏文帝曹丕和蜀汉刘备大丧期仅为三天。
服丧者所穿丧服也不相同，在家守丧，服用白色；如遇战事等不能守制，服黑以代丧服。虽然按礼须守丧三年，但帝王或朝中大臣往往以国家大事为由，减少守丧时间，称为除服，即除去丧服。因公而除服，称为公除。
汉代帝、后治丧的规格、形式等，以后各朝虽未必完全照搬，但大体基本沿用，并且得到谨守礼教的儒臣们的鼎力维护、严格执行。
历朝历代皇帝的大丧被称为国丧，皇帝的忌日称为国忌。如晋代逢国之大丧，原来例行的祭祀活动应当取消。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弘训羊太后逝世，宗庙之祀相应停止，天地、明堂之祭则不举乐。
李承乾既然已有遗命，臣子自然不敢违逆，但李承乾是大唐帝国的皇帝，有些程序，花费可以省，但是该讲究的地方，却也是不能马虎的。
七日之后，一片愁云惨雾、如同死水的长安城，总算波翻浪起，有了些许生气。
这天早上，宫中设启奠再祭，在杜睿的陪同下，已经登基称帝的李贤率领百官衰服四拜，一番焚香、献酒、读祝等仪式后，李贤侍立灵柩前，内监奏请灵驾出发。
一时间，伞扇旌旗掩天蔽日，内侍执事排阵列队，灵柩以彩帷相遮缓缓前行，仪仗如白色长龙浩荡随后。武京娘等人送至承天以内，哭祭后回宫。李承乾灵柩在午门外抬上大升舆，宗室、百官送至城门外，再行祭奠，称“辞祖礼”。
而后李贤亲率队伍行至太庙，改换常服，持神帛入庙内，先跪后立，由司仪官宣读李承乾《谒辞》，以示向列祖列宗报到。
礼毕，李贤将招魂幡交司仪官安放在灵车上，又换成丧服，随队伍朝茂陵进发，文武大臣中葬事无关的人员均返回，队伍行进途中早晚都要祭奠，沿路由宗正及相关官员安排人与当地民众依序设祭，黄尘起处，干嚎震动山野。
灵车到达茂陵后，先移灵柩入献殿，又是一番焚香燃烛、行礼跪拜。执事人员抬灵柩入地宫皇堂安放，仪式过后，关闭地宫。
李贤在外设香案行礼，这时，李承乾的神主牌位已立于香案，由内侍奏请神灵附于神主牌上之后，这块牌牌就是已经长眠地宫之内的李承乾的化身了，代替他继续享受着生前所有的尊荣。
神主牌由仪仗侍卫簇拥返回京城，先在城郊设帐暂伫，俨然如往昔皇帝的大驾回銮，百官衰服候于城外，五拜三叩，向神主牌致敬。直到神主牌位归于太庙，并由宗正再至茂陵行礼后，李承乾的丧事才算是“万马齐喑”、尘埃落定。
自那一日返回长安，到处理完李承乾的身后事，杜睿衣不解带，已经整整操劳了十日的时间，好容易等到将李承乾送入茂陵，紧接着又要忙李弘的后事。
李弘生前虽为太子，但是却不曾登基，关于他后事的规格，一时间也难倒了一众大臣。
在历史上，高宗和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去世之后，让高宗悲痛欲绝，这位痛失爱子的父亲，把感情都注入到了李弘的后事中。李弘被追封为帝，谥号“孝敬”，并且以天子之礼安葬。给他建造陵墓由于工期紧，工程量又大，征发的民夫都闹了暴动，跑的一个不剩。
历史上那个李弘的恭陵位于偃师市缑氏镇滹沱村西南的景山之巅南依嵩山，北临洛河，东南群山环抱，西北岗峦叠起，山川如画，景色宜人。
据说李弘的陵址是他的母亲武则天亲自选定的，武则天带领众大臣前来看茔地，路途歇息时，在现在的偃师中宫底村下驾随从的大臣问武则天：“太子的灵台封土堆多高？”
武则天随口答道：“这里能看见为止。”
身边大臣低声议论：“这还了得，此处是深沟，就是把陵墓建得再高也看不见”
有个大臣想了个使她金口玉言能够变为现实的办法，为此还专门请了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对武则天说：“皇后再向北走5里，遥望太子茔地最为吉利。”
武则天遂又移驾到现在的安滩即偃师安滩村临回宫，大臣们又问武则天：“灵台封土多高？”
武则天说：“不是说过了，这里能看见为止。”
大臣们领到了圣旨用了三省民工，花了三年时间，费了亿万两黄金，恭陵建成。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上所修的恭陵规模是何等的宏大，气势是如何的雄伟据说，当年只是唐恭陵的神道就有50多米宽，好像后世的马路一样，神道两侧立有两列石象生最南端的望柱至北神门外坐狮，总长800余米，恭陵的灵台封土呈长形覆斗状现存东西长164米、南北宽146米，残高23米经探查，灵台封土四周经千年风雨侵蚀及人为垦殖，每边均被损掉10米左右，原封土的长、宽应分别为180米、160米左右，灵台高度按唐代天子礼“依汉长陵故事，汉长陵高九丈”，合今天27米，恭陵的灵台封土为高黏度红胶泥土质，且经过夯筑，坚硬密实。
杜睿当然不可能花费那么多金钱去给李弘单独建造一处陵墓，见大臣们又是争吵不休，杜睿再次一言而绝，李弘加谥号“孝义皇帝”，陪葬茂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