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悠悠长河中，高丽这个国度的命运跌宕起伏，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不是被覆灭，就是在奔赴覆灭的危途之上。回溯往昔，中原朝廷向来秉持着宽仁厚德的治国理念，本无意为难高丽，然而高丽却一次次自蹈覆辙，堪称“作死小能手”，屡屡挑战中原王朝的威严与底线。
时光回溯到当下，此时的高丽还未被世人称作高丽，而是被唤作高丽扶余，也有人称其为高句丽。但必须知晓，这时的高句丽与唐朝时期的高句丽并非同一国家，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有着显着的差异。彼时，高句丽的都城丸都，坐落在如今的吉林省集安市。丸都，不仅是高句丽都城“国内城”的坚固军事守备城，二者更相互依存，互为依托，甚至在特定时期，丸都也曾作为高句丽的都城行使职能，开创了世界王都建筑史上别具一格的复合式王都特殊模式。
丸都最初的名字是“尉那岩城”。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做出了迁都的重大决策，将都城迁至“国内城”，同时修筑“尉那岩城”作为其卫城，构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军事防御屏障。东汉建安二年（197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高句丽与公孙氏政权之间爆发，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然而，高句丽在这场战争中不幸落败，“国内城”惨遭战火的无情洗礼，毁于一旦。好在次年，即建安三年（198年），高句丽第十代王山上王果断下令，对尉那岩城进行大规模扩建，并将其更名为丸都城，赋予了这座城市全新的使命与意义。又过了十余年，建安十四年（209年），山上王再次做出迁都之举，将都城迁至丸都，自此丸都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直至北魏始光四年（427年），高句骊长寿王出于躲避北魏威胁以及巩固在朝鲜半岛势力的考量，再次将都城迁至平壤城（即今朝鲜平壤市东北六七公里处的大圣山城和安鹤宫城）。尽管都城迁移，但国内城和丸都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是高句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此后，国内城作为“别都”，位列高句丽三京之一，见证着这个国家的兴衰荣辱。而丸都山城则命运多舛，在246年和367年先后两次遭受毁灭性打击，化为一片废墟，但顽强的高句丽人民又两次将其重建，使其得以延续昔日的辉煌。
此时，在中原大地的政治舞台上，公孙瓒已经被杨琮麾下的大都督贾诩率领的大军彻底击败并灭亡。公孙瓒性格刚硬，拒不投降，最终在太守府内，面对熊熊烈火，毅然决然地选择蹈火而亡，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却又充满遗憾的一生。至于公孙瓒的其他家人，公孙范、公孙续等人则纷纷逃亡，一路辗转来到益州，成为了陈琦的属下，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寻求庇护与发展。
公孙瓒覆灭之后，公孙度顺势崛起，成为了幽州地区最为强大的势力，一时之间风头无两。然而，杨琮又怎会容忍这样一股强大的势力在自己的卧榻之侧安然酣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作为后世穿越而来的人，杨琮对“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道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于是，杨琮果断决策，决定对公孙度势力发起进攻，将其一举剿灭。在杨琮看来，剿除一个势力是剿，剿除两个势力也是剿，既然如此，何不一举两得，将潜在的威胁彻底消除呢？这在他眼中，不过是举手之劳，并非什么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
当然，像这种亲临战场、指挥作战的事情，杨琮自然不会亲自出面。毕竟他麾下猛将如云，张绣、徐荣等皆是能征善战的杰出将领，何必劳烦自己亲自上阵呢？这些文臣武将可不是摆在那里供人欣赏的花瓶，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为杨琮排忧解难，实现他的宏图霸业。
不得不说，汉朝士兵的战斗力堪称强悍。回顾往昔，在黄巾之乱爆发时，汉朝可调用的兵马仅仅只有区区数千人，而大部分主力部队都在边疆与异族浴血奋战。当时用来剿灭黄巾起义军的，不过是二线部队中的二线部队，说白了就是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就是这样一支看似不堪一击的队伍，竟然将百万之众的黄巾义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尽显汉朝军队的强大实力。“汉以强亡”，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王夫之在《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第九条中曾明确指出：“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在桓帝、灵帝时期，士大夫们虽胸怀壮志，渴望有所作为，却面临着重重困境。君主昏庸无道，难以匡正；朝廷法纪松弛，无法端正；郡县官吏贪赃枉法、暴虐成性，却无人敢过问。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们若想有所建树，唯有拥兵自重，在边疆地区奋力作战，抵御外敌入侵；其次则是在中原地区剿灭盗贼，维护社会稳定。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声名远扬，功绩卓着，赢得人心。即便昏庸的君主和专权的宦官对他们心怀忌恨，时常加以诬陷，但终究难以将他们置于死地。正因如此，天下人都明白，这是获取功名的最佳途径，而且灾祸波及相对较少。于是，士大夫们纷纷投身其中，普通民众也竞相效仿，一时间，盗贼四起，战火纷飞，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形成了袁绍、曹操、孙权、刘备等诸侯割据的局面。所以说，其他国家通常因国力衰弱而灭亡，而汉朝却在强盛之时走向终结。例如，东汉末年，董卓凭借手中的强大兵力，把控朝政，肆意妄为；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纷纷拥兵自重，如曹操、袁绍等诸侯，皆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的。他们起初或许是为了平定乱世，拯救苍生，但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割据之势，各自为政。又如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名，在蜀地建立政权，与其他势力分庭抗礼。这些势力之间的纷争与角逐，使得汉朝的统治名存实亡，最终走向了灭亡。但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军事力量都较为强大，充分彰显了“汉以强亡”的历史特征。
杨琮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然而，若是换做陈琦，恐怕会对此嗤之以鼻。在东汉末期，虽然也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情况发生，但无论是公孙瓒还是曹魏政权，对待这些异族的态度始终如一，那就是坚决予以彻底剿灭，毫不留情。
而陈琦在益州时，对待云南的孟获、西羌的北宫玉等少数民族势力，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他秉持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理念，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与之相处。倘若少数民族向他索要食物，他或许不会直接给予，但他会带着种子前往，耐心地教导他们种桑养蚕、开荒植粮，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他深知少数民族民风彪悍，武力征服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巧妙地运用农桑技术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消磨他们的好战意志。在陈琦的努力下，这一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不再为温饱问题而担忧，实现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
随着陈琦在益州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他的目光逐渐投向了东方的朝鲜半岛。此时的朝鲜半岛上，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各自为政，时常发生冲突与战争，百姓苦不堪言。陈琦深知，若任由这种局势发展下去，不仅会给当地百姓带来无尽的痛苦，还可能对周边地区的稳定造成威胁。于是，陈琦决定挥师东征，一举剿灭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与和平。
陈琦开始精心筹备这场东征之战。他首先召集了麾下的一众谋士和将领，共同商讨作战计划。在会议上，谋士们纷纷建言献策，有的主张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以强大的兵力迅速突破三国的防线；有的则建议采用迂回战术，先切断三国之间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陈琦认真听取了众人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制定了一套详细而周密的作战计划。
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陈琦还对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训练。他选拔了一批精锐士兵，组成了先锋部队，负责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同时，他还加强了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确保粮草、兵器等物资的充足供应。此外，陈琦还注重军队的纪律建设，严格要求士兵遵守军纪，不得扰民，以赢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一切准备就绪后，陈琦亲自率领大军踏上了东征之路。一路上，军队浩浩荡荡，军旗飘扬，士气高昂。经过漫长的行军，他们终于抵达了朝鲜半岛。
陈琦首先将目标对准了高丽。高丽军队得知陈琦大军来袭，连忙组织兵力进行抵抗。然而，他们的抵抗在陈琦的精锐之师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陈琦指挥着军队，巧妙地运用各种战术，迅速突破了高丽的防线，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高丽都城。
在攻城战中，陈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他下令士兵们搭建攻城器械，如投石车、云梯等，对高丽都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高丽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在陈琦军队的强大攻势下，最终还是难以抵挡，都城被攻破。高丽国王见大势已去，只好率领群臣出城投降。
剿灭高丽后，陈琦稍作休整，便马不停蹄地将矛头指向了新罗。新罗得知高丽已被灭，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他们匆忙调集军队，加强防御，试图阻挡陈琦的进攻。然而，陈琦早已料到新罗的反应，他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一支小部队在新罗边境佯攻，吸引新罗军队的主力；然后，他亲自率领大军，绕道从新罗后方发起突袭。新罗军队在陈琦的突然袭击下，阵脚大乱，纷纷溃逃。陈琦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新罗都城，新罗也随之灭亡。
最后，只剩下百济。百济国王深知自己不是陈琦的对手，于是决定主动求和。他派遣使者前往陈琦军营，向陈琦表示愿意投降，并献上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土地。陈琦考虑到战争会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于是决定接受百济的投降。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求百济必须遵守他的统治，不得再有反叛之心；并且要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百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百济国王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陈琦的条件。
至此，陈琦成功剿灭了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他在朝鲜半岛设立了郡县，派遣官员进行管理，推行汉朝的文化和制度，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和繁荣。同时，陈琦还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加强了文化交流，使得朝鲜半岛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陈琦的东征之举，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也为朝鲜半岛带来了和平与稳定，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誉和尊敬。他的名字，也因此被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了人们传颂的英雄。
而这，也只是陈琦一路向北的计划之一而已。毕竟陈琦无意中原之争。都是大汉之民，损失哪一个都是对大汉的不负责。在他眼中，中原诸侯间的混战只会徒增伤亡，让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他志在开拓疆土，将大汉的影响力播撒到更远的地方，以更宏大的格局，为大汉的未来奠定更坚实的根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