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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然被弹劾。

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戊寅之变’,使得大明的局势急转直下。

不但使得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

也使得他对内的,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

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书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此时,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

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局势发展到这个时候,此时的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

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

没过一个月就传来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

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招安失败,他显然难脱干系。

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但是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要再是处罚他,岂不是说明他识人不明。

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

于是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

崇祯帝顺水推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经过一番准备后,杨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辞。

当日平台饯行时,崇祯帝赠诗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听罢,边哭边拜,随后离开京师,踏上不归之路。

赵安得知卢象升、孙承宗、杨嗣昌,这三人的命运时,不由得心生感叹。

在赵安看来,这三人其实是代表着,大明应对明末危机的三种解决办法。

孙承宗老成持重,他的战略应当是最完美的,在东北对建奴实行筑城,利用大明城坚炮远,国力远胜建奴,逐步的压缩建奴的活动空间,步步蚕食。

对内则是剿抚并用,以恢复国力为主。

孙承宗的战略虽好,但是见效慢花费大,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坚持这个战略。

这个战略虽好,但是不适合崇祯,这个性格反复无常的人。

崇祯帝太容易被影响自己判断,一遇到困难或是挫折,就想着调整战略。

这样的性格在小事上,叫灵活多变,但是在军国大事上,就是摇摆不定,是为君者的大忌。

对于君王而言,难的是,如何从诸多的建议中,选定正确方案。

但是一旦选择了,就必须执行到底,就算是错,也要坚持下去,朝令夕改造成影响,远超一般的战略失误。

而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在赵安看来,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

后世的蒋校长,在面对倭寇的时候,也曾提出过相同的战略构想。

杨嗣昌想的是,先用和谈拖住建奴,对内则采用十面张网战略,彻底的镇压,平息农民起义。

等彻底解决大明内部的问题后,再腾出手来解决建奴的问题。

杨嗣昌的战略谋划,可以说是最传统的华夏文官的谋略,虽不是那么的热血,但是在赵安看来,也是具有可实施性的。

用后世的眼光来看,杨嗣昌代表的就是鸽派,主张怀柔的政策,鸽派广泛的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

而卢象升则代表的是鹰派,主张通过铁血的战争来解决大明的困境。

建奴造反,那就打建奴,农民军叛乱,那就镇压农民军。

卢象升自然是有这个底气的,就他任湖广巡抚期间,曾提出精兵思想。

他认为兵员太少,难以御敌,所以恳请增加湖广兵员数额,马步兵至少要二万四五千,而且所募之兵必须是精兵。

但是卢象升的这种精兵思想,是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之上的:

一是,明廷和地方财力困窘,无力承担增兵之饷,所以卢象升请求增兵的愿望往往很难得到满足。

如他在湖广地区,镇压农民军时,请求增加兵员,而朝廷往往是“求十而不得五”。

在给亲友的书信中,卢象升所言应更为真实:“顷如停征,如留饷,如修城,如设兵,无非一字一血,乃请十得一,岂非杯水车薪!”

因此,既然明廷没有足够的财力养兵,卢象升就只好减少请兵数额,同时严格训练现有军士,以求所得之兵尽为精兵。

二是,卢象升颇通文韬武略,且善于练兵用兵。

他一生征战,常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便是明证。

卢象升练兵,与部下同甘共苦,作战时,身先士卒,赏罚严明。所以,即便一群乌合士卒,经他训练一番后,也颇具战斗力。

如若卢象升早出生个上百年,在朱元璋以及朱棣的手中,他一定会是一员悍将,可惜的是,他出生在明末崇祯帝的时代。

崇祯帝是一个心胸狭窄,刻薄寡恩的人,表面上采用卢象升的主战方略。

实际上只不过是害怕文官御史,说他怯战懦弱,与建奴媾和。

他一面给与卢象升总督天下勤王兵马的权力,一面又派与他不对付的,杨嗣昌、高起潜等人,制约他。

使得他这个总督,有名无实,除了他曾经的几位部下,根本调不动其余的明军。

最终在战场上,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局面,战死沙场。

卢象升的阵亡,既体现了大明内部的党争激烈,也体现大明文官的无耻自私,还体现了崇祯帝的无能。

当然,最重要的是,此事给大明朝廷内部,开了一个严重的头——那就是干事的人,只要是不能成事,就得不到奖励,还要接受惩罚。

如此一来,大明朝廷就更加陷入了,纸上治国(空谈治国)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