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店员起先不以为然，她并没有把张律师当成个人物，这个看起来有点腼腆的白面书生，给人一种幼稚又搞笑的感觉。
但她还是问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
张律师不回答她的问话，按自己的节奏继续说：“如果经营者承诺的赔偿标准，低于商品价格的三倍，则按三倍赔偿；如果经营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商品价格的三倍，则按经营者承诺的数额来赔偿。你们承诺假一赔十，那就按十倍赔偿。”
他把那件棉衣交到李佳铭的手里，从随身的皮包里掏出三百块钱。
“来一件，如果你们愿意承担赔偿的话！”
那个店员懵了。
店里还有一个女店员，显然她比这个店员懂法，听到这话，脸色变了变，过来将李佳铭手里的棉衣抢了过去：“实在对不起，我们不卖了，要打烊了！”
张律师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你们不能拒绝我们消费，除非你认为，你们的商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会给消费者的身体带来伤害。”
那个店员尴尬地一笑，试探着问：“你是职业打假人吧？”
那时刚出现“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他们知假买假，然后到工商部门举报，获得“退一赔三”的高额赔偿。
法律意义上的“假货”，涵盖方方面面，并不是单指假冒伪劣商品，像这种宣传与实际不符的，也在其列。
职业打假人，一般采取两种手段。
一种是，现场与商家协商，让商家拿出一定的赔偿金，所谓私了。
私了的优点是，获利周期短，即买即获利，缺点是获利可能会少一些。
另一种手段是，买完当时不声张，而是到工商部门举报，或到法院起诉，所谓公了。
公了的优点是，获利多，一般按照法律规定赔偿，缺点是获利周期长。
对于商家来说，自然愿意接受第一种方法。
因为一旦经了公，就不只是给消费者赔偿了，还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甚至被吊销营业执照，连生意都做不成了。
毕竟开门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斗气。
这个店员显然知道一些门道，所以先试探一下张律师的口风。
张律师不屑地切了一声：“我是律师，职业打假人都是我的徒弟！”
这倒是实话，如果律师干起了打假的活儿，那必是一打一个准。
那个店员的脸色又变了变：“你还是律师啊？”
张律师拉开皮包，拿出了《律师执业证》，啪地展开，得意地说：“如假包换！”
“您稍等，我给老板打个电话！”那个店员有点慌，转身回到柜台里，拿起柜台上的座机开始拨号。
前一个店员这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忙去饮水机跟前，用纸杯接了一杯热水，给张律师端过来。
又给陈慧和李佳铭各端了一杯，陈慧没接。
张律师在一把凳子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水，一边转头四顾。
这时，他又发现了问题，指着一个衣架上的广告牌说：“给你最好的呵护，这个‘最好’，是极限用词，也是违规的。”
他一得意，上嘴唇就翘了起来，一副“欠揍”的模样。
但那个店员不敢揍他，连声附和：“是是是，我完了跟我们老板说一下。”
大概她怕夜长梦多吧，说完停顿了一下，就过去把那个牌子摘了下来，也不管老板同意不同意了。
打电话的那个店员打完了电话，拿着那件棉衣走过来，在张律师面前叠好，双手托着交给他，满含歉意地说：“对不起，是我们错了，这件衣服送给你们了，就这样算了吧，行吗？”
张律师将衣服转交给陈慧，问：“你还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她们老板肯定还给她说了别的，最起码三倍赔偿，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陈慧接过衣服，展开来，给李佳铭往身上穿。
李佳铭低声说了一句：“我不要了。”
陈慧还是给他穿上了，掏出六十块钱，放在衣架上，看了看那两个店员：“我不白要你们的，六十你们不亏，这衣服放在哪，也高不出这个价。”
三人离开时，张律师随手拿起一个帽子，戴在头上，晃了晃脑袋，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帽子，送给我了。”
“噢——好！”两个店员虽有点不情愿，但也同意了。
她们还把三人送出门外，点头哈腰地说：“欢迎下次光临！”
等三人坐上车离开后，两人气愤地骂道：“王八蛋，那么有钱，却那么抠，开上车撞死才好呢！”
输了车技的张律师总算扳回一局，边开车边炫耀着自己的能耐，想当年我如何如何，惹得陈慧笑个不停，说：“你还挺可爱的。”
回到家，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赵小禹当即跳了起来：“接个孩子，比生个孩子都费劲，你们去哪了？”
陈慧苦笑道：“九哥，你说什么呢？难听死了！这不天冷了嘛，我给孩子买了件棉衣，讲了半天价。”
赵小禹打量了一下三人，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张律师的头上：“你戴个女人帽子干什么？”
“啊，女人帽子吗？”张律师一惊，一把扯下头上的帽子，拿在眼前一看，果然是女款的，咖啡色的，一侧还有朵很张扬的蝴蝶结，“我当时看见是男帽啊！”
陈慧大笑道：“我早看出来了，想提醒你，你一直说个不停，我都插不上话。”
她在路上笑个不停，其实并不是笑张律师说的话，就是笑这顶帽子。
那时张律师得意洋洋，边说边摇头晃脑，蝴蝶结上的飘带左右摇摆，喜感十足。
“好不容易占个便宜，还占错了。”张律师沮丧地皱着眉头，想了想，把帽子递向陈慧，“送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