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9年4月，鸭绿江畔已是春暖花开、冰雪融化的季节。
廖得功上尉行色匆匆地从长甸乡（隶属于宽甸县）赶到了宽甸县，这里刚刚接收了很多移民，正在忙于春耕的筹备工作，因此作为辽东军管区的最高长官，廖得功百忙之中还是过来了，打算看看这边的情况。
宽甸县城刚刚接收了超过两千五百名移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移民除部分是来自山*東西四府的灾民外，另外还有超过一千五百名来自南方宁波府的移民。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想的话其实也很正常，无他，只怪如今宁波府的人口密度有些高了，据估算总数不下百万（乐观的人甚至猜测可能有一百二十万的样子），不得不向外输出人口。
一百余万人口，拥挤在宁波府十县（含东岸人占据的台州府北半部临海、宁海、天台及舟山群岛改来的舟山县四地）范围内，确实是有些密集了，尤其是当地除宁绍平原外，南半部分以山地居多，虽然利于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但粮食产量终究有所不足，不得不每年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大量南洋稻谷过活。
经济的繁荣、食物的充足，以及相对良好的卫生习惯的养成，使得宁波府的人口开始了高速增长，山*東、黑水一度成了宁波的粮食、肉鱼来源基地，每日里竭尽所能供应宁波日渐增长的需求。
这样一种经济模式本来运行得还是蛮好的，只可惜被连年的灾难给打破了：山*東水旱蝗震四灾频发，大量难民涌入登莱（梁向俭也在莱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导致登莱粮食完全不够吃，百姓面临着饥饿与死亡的威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宁波府也被迫毁桑改粮，大量农田被改种粮食减少自身消耗，就连一些茶园都被种上了豆子、红薯等杂粮以补充库存，好让从南洋输入的稻谷可以被更多地运往山*東救急，这些无疑都慢慢促成了宁波府经济模式的转变——粮食种植业是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的（相比生丝行业而言），而且因为对外贸易的锐减使得商业凋敝，所需要的从业人口大减，故原来繁华无比的定海港街头一夜之间多出了很多衣食无着的城市贫民，他们没有了工作，家里却还有妻儿嗷嗷待哺，几乎成了宁波府的一个社会问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向外扩张并输出移民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否则很可能会出乱子。而南方、登莱两大开拓队在多番协商之后，目前已经初步确定鸭绿江右岸的辽东大地为第一批宁波移民输出目的地。更准确地说，目前名义上归属登莱开拓队管辖、地广人稀的丹东、宽甸二县将成为首批接纳宁波移民的地方。
考虑到在安全形势复杂的辽东地区垦荒，花费势必不小，因此接收移民不是无偿的。事实上按照规定，每个来自宁波府的移民都必须为每亩荒地支付高达七元的对价，否则就只能在辽东大地上租种国营农场的荒地。同理，目前安置在丹东、宽甸二县的山*東西四府灾民也不可能无偿得到已经分发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同样需要为自己的份地支付十元每亩的购地款，且没有选择租种与否的权利，所需款项一律从日后他们的土地收入中扣除，并计算利息。
这样的条件说不上多么优裕，但也绝对算不上苛待。西四府灾民们自然无从选择，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安排，而宁波府的移民们在凋敝的经济形势的倒逼下，其实也没太多选择的余地，他们只能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有的人甚至需要向亲朋好友商借——向登莱开拓队一次性缴纳了购地款（五亩起购，三十亩封顶），然后带上自己的行李和家人，黯然离开了自幼生活的宁波，踏上了出海谋生的道路。
中国人——或者说炎黄子孙——在东北的移民大幕，在明末中断了数十年之后，再度徐徐开启。与清末那会山*東、河北移民为主不同，这次主要是以山*東西四府及南方宁波一带的移民为主；清末那会闯关东的移民先辽西、后辽东，最后北满，一步步填满空白的黑土地，且与俄国人、日本人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种移民竞赛（当然这种始于1904年左右的竞赛最后以中国人大获全胜而告终，因为在二十多年后中国人已经有了3000万，而日本人不过区区几十万，俄国人最多时也不过一百多万罢了），这次是先辽东、后辽西，且外东北与北满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东三省这片辽阔、肥沃的土地，终究还是落在了炎黄子孙的手中（这次还多了个外东北），区别只不过是哪个政权主导这种行动罢了。
“移民安置工作必须要做好，不然大家整日里光担惊受怕了，哪还有心思种地垦荒？”廖得功上尉满腹心事地拍了拍地头某个满是弹丸坑洞的木柱子，说道：“丹东县去年的垦荒收成只能说马马虎虎，甚至还不能抵充数万垦荒移民的粮食消耗，不得不让朝鲜人紧急输送了一批粮食过来才勉强堵上了缺口。这怎么行呢？”
说到这里，廖得功就有些火大了，只听他转身看向远方的地平线，说到：“究其原因，还是鞑子对我们的骚扰太过‘得力’了，得力到极大影响了我们的粮食生产！移民跑散了不少不说，快要收获的麦田也被人放火毁掉了不少，真是岂有此理！今年，移民比去年更多，丹东、宽甸二县，安置的山*東西四府灾民已逾八万，再加上陆续购地而来的数千宁波府移民，这人数破九万是顷刻间的事情。这样的人口规模，我不想再看到如同去年那种层出不穷的所谓治安事件了！清军的骚扰，必须得到遏制，你们必须给我想出办法来！”
听到廖得功这么说，大家都只能面面相觑。说实话，他们在辽东做得已经足够好了，去年那么艰难的局面，在精锐的第七混成营和大部分骑兵撤回山*東驻防后，他们仅仅靠一个挺身队步兵大队、半个骑兵大队、从阿穆尔河借调来的黑龙江保安团两千余兵，就大体维持住了丹东县的垦荒大局，使其没有遭到清军游骑的过分破坏，后来甚至还开拓出了宽甸县这第二个垦荒分基地，功劳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至于说总数不过数千的人员死伤（多为垦荒灾民），以及种子、农具、牲畜、物资方面的损失，在如此大的垦荒规模之下，已经真的非常不错了，奈何上峰要求太高、太高啊！
不过要求高又能如何呢，现在大家都在传闻廖得功即将正式就任登莱开拓队下辖的辽东战区司令一职，职务也将被正式提升为少校，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他心目中留下坏印象的，盖因其日后保不齐就能爬上陆军系统的某个高层职位，得罪了他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
“长官，要对付清军的袭扰烧杀活动，必须断绝其游击马队的物资来源。如此，对凤凰城等近在咫尺的清军据点的攻击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一名中年谢顶的中尉军官上前说道：“据宪兵队的情报，去年下半年有不下三千名绿营兵士从沈阳开来，屯驻在凤凰城内外，有当地两千余八旗士兵一起，成为拱卫凤凰城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五千人的军力，进去或稍嫌不足，但防守却已绰绰有余，尤其是那三千汉军绿营，绝大多数是火枪兵，且装备了十余门大小火炮，火力也是相当凶猛的，山*東新军第四师展开的试探性攻击遭到失败就是因为低估了对方的火力。因此，想要拔除凤凰城，非得调集大军猛攻不可，且作为主力的第七混成营必须到场，否则又可能会打成一场烂仗。”
攻克凤凰城，打开在辽东的活动空间是廖得功等人的既定计划，只不过那原本是要数年后才会推行的罢了。但是如今看来清军对辽东垦荒集团的骚扰十分疯狂，已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给东岸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此，适时拔掉凤凰城这么一个抵在自己柔软腹部的尖刀，就显得越来越迫切了，只是正如中尉下属刚才说的，这需要调集第七混成营、骑兵联队、挺身队主力等精锐，否则可能攻不破战斗力越来越强、战法越来越革新的清军，但这却不是他廖得功能做决定的了，还得看他那个就任登莱开拓队队长职务的本家。
而一旦攻克凤凰城等前线据点，在辽东的移民、垦荒站稳脚跟，那么接下来就是慢慢向辽西渗透了，且届时北满方面也会逐渐南下殖民，共同挤压清军在东北的势力。这个时间节点大概在十五年后，也就是历史上准噶尔东进，给满清造成极大麻烦的时候，当然在这个时空时间可能会提前也说不定。
准噶尔东进，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重大事件，东岸人的历史知识即便再差，也是知晓这一史实的。史实上葛尔丹对于统一蒙古、进窥汉地十分执着，可谓是将蒙古看做自己统治基础的满清朝廷的生死大敌，因此双方之间注定是不死不休的，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势必也将消耗满清极大的国力——要知道，准噶尔这个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政权可不是什么软柿子，人家是横跨蒙古、西域、青藏、中亚的大游牧帝国，战斗力还十分强劲——这便是东岸人的机会了，即在满清与准噶尔进行生死搏杀、无暇他顾的时候，东岸人可以在辽东跑马圈地，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占尽可能多的地盘。而在这个时候，十多年前在辽东垦荒打下的基础就成了支撑东岸人如此规模行动的物质源泉，所以说，东岸人在辽东其实是有长远计划的，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打到哪算哪，虽然这个计划目前还仅仅只是在梁向俭、廖逍遥、江志清、魏博秋等穿越众高官当中口口相传。
与辽东计划同时进行的，其实还有以莱州一些南北流向的河流为基础的数道军事防线，这个计划目前已经在推行了，利用从西四府逃来的地震灾民开挖、疏浚胶莱新河就是步骤之一，未来可能还有一连串的堡垒、炮台建设，目的是在那儿修建一道钢铁防线，以抵御统一中国大陆的政权可能有的攻击。
这可不是杞人忧天，以如今的大陆局势看来，随着各方政权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开始启动，未来东岸若不在远东大规模增兵的话（比如调遣至少六个以上的装备了米尼枪和大量火炮的主力混成营），将会越来越失去对大陆局势的控制，万一最终某个军阀脱颖而出统一大陆的话，那么势必要与东岸谈核心的宁波与登莱问题，那么届时一场血战就很难避免了，故提前做好准备也是必须的——面对着数量可能多达数十万的开国军队，东岸人除非在南美本土也进行全面的军事动员，并且就近在朝鲜、黑水建立军工生产基地，不然是很难长期与中国人对峙的，因为经济上的负担实在太大！
“调集大军猛攻凤凰城的事情，短期内是不可行了。今年我们在莱州扩张了不少地盘，第七混成营、挺身队各大队、骑兵联队都有要务在身，须要防守各个节点，一时间内不克分身。辽东垦荒的安全，更多的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唉！”说到这里，廖得功对于手头合用的兵力太少感到颇为遗憾。他总觉得，在顺军、清军乃至明军实力都有所增强的当下，东岸人也是时候适当补强手头各支兵马的战斗力了，不然的话，未来恐怕会有些力不从心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