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不要紧，如今圣驾正值出行途中，而此行两件大事是封禅泰山和拜谒孝陵，朱翊钧便按照以高务实为首的文官集团所制定的行程礼法，基本上杜绝了一切个人娱乐活动。
所以，现在反正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做，和高务实认真聊聊这长芦盐场的问题反倒也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好方式。最起码，这种勤于国事的表现传出去绝对不会挨骂。
因此，朱翊钧肃然表示：“元辅只管道来，朕洗耳恭听。”
高务实当然知道朱翊钧这甩手掌柜忽然这样勤政，纯属无数可做之下的迫不得已，不过面上还是一本正经，也肃然道：“皇上，我大明盐制乃袭元制，在长芦设置都转运使司，下设青州、沧州两个分司和长芦、小直沽两个批验所。两分司各辖十二个盐场，故明初之时，朝廷在长芦共设置二十四个盐场。
我朝实行盐专卖制度，即盐场所产的盐被陆续拨运归坨后，由盐商开中支取之，运之至批验所掣验，再运往指定区域销售。但是，由于各个盐场存在运盐交通便利与不便、距离批验所有近有远之差异，故在开中之时，精于核算成本与收益的盐商就势必对盐场挑肥拣瘦。
简单来说，就是商人乐于开中那些交通便利、距离批验所近的盐场，反之则极力规避。对此情况，早在成化六年(1470年)，巡盐御史林诚便曾指出，商人不乐于开中长芦交通不便利盐场生产的盐。
‘长芦兴国等六场水次，严镇等五场虽水陆稍便开中，除商人关支，间有积数年盐课，其深州海盈等十三场陆路窎远，每派给商人，因费重恐有亏折，愿缴引目，不知所办盐课别无支用，虽差官变卖，出榜数月，无或买者，及减价亦少趋中，各场堆积盐课，岁久卤耗，负累灶丁，有追偿之难，国家无获用之实’。
皇上您看，若无商人乐意开中，则盐场所产之盐便只能一直堆积在场坨。所谓‘凡盐，见水即化，见风即卤’，但根据本朝法度，凡堆积在场坨的盐，一旦遭遇雨水或大风等导致消融，灶户便有赔纳的风险和义务。
而与此同时，商人不开中，意味着灶户生产的盐，不能通过商人运销，实现盐专卖的高额利润。故这般情状于灶户、于朝廷均属不利。
为此，当年林诚便奏请在长芦盐场实行盐课折色制度。他说：‘访得山东运司所属信阳等七场盐课，尽数折纳布匹，乞将深州海盈等十三场额盐，以十分为率，煎办本色五分，其五分照山东运司纳布，委官督同各场征收，部运河间府库收贮，听各边取用。’
该奏疏被朝廷批准之后，沧州分司所辖的深州海盈、海盈、阜财、富民、海阜、润国、益民、海润八个盐场，与青州分司所辖的越支、济民、惠民、石碑、归化五个盐场率先在长芦盐区实行半数盐课折色。
其折法为：每二大引合为四小引，共重八百斤，折阔白布一匹(长三丈二尺)，征解通州通济库交纳，以备折俸支用。在二十四个盐场中有十三个盐场的半数盐课从此不再催缴本色盐，而改为催征折色布匹。皇上可知，如此广范围、大力度的盐课折色，意味着什么？”
朱翊钧当惯了甩手掌柜，乍一听如此复杂的情况，很是沉吟了片刻才大致明白其中问题，皱眉道：“元辅之意，想是说长芦盐场之中有不少盐场都处于交通不利之处，以至于商人不愿开中，于是这些盐场的灶民便越来越生计艰难？”
高务实松了口气，皇帝能听懂就好。他叹了口气，点头道：“皇上明鉴，正是如此。灶民与军户、匠户一般，为法度所限，世世代代以制盐为生，一旦商人不肯前来开中，则生计无依。
所以，皇上当知，为何历代总有许多人贩卖私盐且屡禁不止，哪怕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明知故犯？一来这些灶民生计无依，若不能卖掉手头无人来开中的食盐，则不仅一钱难赚，反而还要被朝廷严惩，而他们又不能转行去做别途，那岂不是坐以待毙？
二来，那些商人不肯前来的盐场，其实未必是完全赚不到钱，而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其他盐场开中，既降低了成本，又不影响销售价格，显然可以赚得更多。而对于私盐贩子而言，这些大商人看不起的小钱，在他们眼中仍是暴利，或者即便谈不上暴利，至少也仍然大有可为。
于是，私盐贩子与潦倒灶民利益相投，自然一拍即合。在这般情况之下，私盐屡禁不绝又有什么意外呢？皇上，朝廷若是一门心思只去打击私盐，其与鲧以堵治水有何区别？”
高务实说理一贯深入浅出，朱翊钧听得连连点头，也叹息道：“元辅所言有理，若果是那些灶民连活下去都做不到，受私盐贩子利诱也就不足为奇了。”
顿了一顿，又道：“那么上述十三个盐场的半数盐课折布，也算是一种恤灶之举。朕想，这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灶民的苦痛吧？”
高务实摸了摸下巴，道：“确实略有缓解，但问题在于，若商人一如既往地不来开中，那么灶户便仍需继续承担剩余半数盐课消融后赔纳的风险和负担。
彼时，朝廷也看到了其中问题，于是在正德五年(1510年)，朝廷便出台了长芦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的政策。议准长芦运司在官盐课，‘量场分远近定为四等，召商中卖，高下相搭’。
不唯如此，除了在长芦盐场内部高下相互搭配开中之外，朝廷还实行南北互相搭配开中之策。然而，一些盐商通过买通盐场官吏，成功地规避了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时载‘近官吏为奸，北场派多，南场派少，五六年间南场积至数十万引，贻累灶丁’。故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之法治标不治本，效果不彰。”
朱翊钧很是不悦，恨恨地道：“盐商贪心不足，盐官见利忘义，皆可杀也！”
这也就是句气话。高务实为官多年，深知人心唯私，如果制度上没有手段限制，指望盐商、盐官大义忘私纯属白日做梦。
反过来，所谓“皆可杀也”，同样也做不到——可杀？都杀了换一批就能好？朱元璋剥皮揎草杀得人头滚滚，他洪武朝的贪官难道就少了？制度设置有问题，利益分配没理清，你就是杀一百万也是白搭。
“皇上不如再听臣说另一方面。”高务实淡淡地道：“由于后来朝廷过度开中，导致那些交通便利、距离批验所近的盐场，其所纳的本色盐课远远不能满足开中盐商所需的食盐数量，因此盐商也被迫长期守支。
于是，朝廷又出台了余盐买补政策。这所谓余盐买补，是指‘令客商派定场分守支完即打引出场，若无见盐者支许于本场买补’，即允许开中盐商向灶丁买补余盐以凑足正盐，从而通过打破余盐官收，不得私自买卖之旧规，解决盐商守支问题。
正德五年，议准长芦运司在官盐课，‘其远年不敷盐斤，官为立法，令于纳剩余盐自相买卖’。”
朱翊钧皱眉问道：“此策可有效用？”
高务实语带嘲讽地道：“余盐卖补的做法，一方面刺激了交通便利盐场灶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其盐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更加恶化了那些交通不便地区盐场灶民的处境，迫使他们走上贩卖私盐的道路。
当时便有御史朱廷立指出，‘(商人)近便场分买补，图省道路工脚之费，以致本场勤灶纵有余盐，商人不肯收买。欲要货卖，又有私盐禁例，是以勤灶既无以供煎，又无以度日，凡遇凶荒，悉多逃亡。’
也就是说，盐商若不去边远的盐场收盐，那些盐场的灶民若不贩卖私盐的话，便只好逃亡。故余盐买补政策也没能有效解决交通不便导致盐场盐斤难销的问题。”
“再后来呢？总得有个解决之法吧？”朱翊钧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
“后来啊，长芦盐场灶课改折，走向了折银之路。”高务实叹息道：“其后官仓贮多风雨消折，因生弊窦，于是议令灶户每引折价二钱贮库，以给纳粟支盐之商，使其自买场盐，是为折征银两之始。
长芦盐场盐课改折白银的具体时间，臣也记不太清了[注：其实是我没查到资料]，但是至迟不晚于嘉靖九年(1530年)。
当时因‘离小直沽批验所窎远，支掣既难，盐课倒墱相继’，于是嘉靖九年时，经长芦巡盐御史傅炯题准，青州分司所属济民、石碑、惠民、归化四场盐课继改折布匹之后，又进一步改折白银，‘令每灶丁每盐一引，纳银一钱，给商买勤灶余盐补数’。至嘉靖二十九年，沧州分司所属十二个盐场的盐课几乎全部折银。
具体来说，当时议准沧州分司深州海盈场灶户，内除盐山县近场一十三户办纳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县等户，每引纳银一钱；利国等一十一场岁办入津等仓课米，每石征银五钱；其海盈等一十三场折米盐价银，旧例七分五厘，今减一分，各征完，赴司类解。”
朱翊钧蹙着眉头，认真思索着，缓缓道：“朕看这盐课改折，既符合盐场灶户之利，也顺应了高文正公与你这些年改革的总体趋势，那么这一次总该有些改善了吧？”
高务实微微一笑，道：“盐课折银，‘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确实可谓一举两得。这一来，既有效地解决了灶丁因盐斤消融而饱受赔纳之苦的问题，又顺应了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朱翊钧面色一松，刚想夸“贤伯侄实乃大明能臣”，却不料高务实还没说完。
高元辅语气一肃，沉声道：“但是，盐课折银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而在此环节之中，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离开盐场，改务他业也就势所必然。特别是在‘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或转相买易’后，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显然无法保证生产，只能被迫逃亡。”
朱翊钧闻之愕然，而且他有一点没好意思立刻问出来：你舅家蒲州张氏……算不算豪强？蒲州张氏成为长芦盐场的“大股东”，有没有强买强卖？
高务实仿佛未卜先知，朝皇帝笑了一笑，道：“皇上是想问蒲州张氏么？好教皇上知晓，臣外公虽然以经商兴业，但他一直希望家中子弟读书科举，由商贾之家而为诗文之家，因此为免后人有为官者却被清议讥讽，是以从来不做强买强卖之举。
当然，在他于商业之上小有所成之后，依靠资本雄厚而迫使一些对手不敢与之相争，这肯定是有的。此后，臣舅凤磐公高中进士，仕途渐宽，不敢与外公相争的商人自然更多，也就越发方便蒲州张氏一点一点买入更多盐引，成为长芦盐场首屈一指的大盐商……
不过，不怕皇上责备，臣以为这是正常商业竞争。譬如今日之京华看上了某处新发现的矿山，只要京华表示有意买入，许多原本也有意买入的商家便会自己先打了退堂鼓。
一来他们知道资本不如京华充裕，即便竞拍也拍不过京华，反而有可能恶了京华，今后商途坎坷；二来他们恐怕也是担心参与竞争会为臣所忌恨。无论臣如何扪心自问不会将这些事放在心里，可他们难道就真敢去赌臣的器量究竟多大么？除非臣致仕归乡，否则此事无解。”
这个道理朱翊钧也明白，以高务实如今在朝中的地位，一般的商家谁敢触他的霉头？就算那事小到高务实或许连问都懒得问一句，人家该不敢的还是不敢。
实权也好，威名也罢，乃至商业上无与伦比的雄厚资本，他高务实一个都不缺，除了江南财阀结成联盟还敢反抗一二，其余人等可不就只能琢磨一下如何搭搭京华的顺风车？非要逆着京华干，那简直是提着灯笼进茅房。
所以朱翊钧只能点头表示理解。
高务实见皇帝如此，便接着道：“总之，盐课折布、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余盐买补、盐课折银等政策的出台，是朝廷解决长芦部分盐场盐斤堆积场坨，无商开中支取问题的应对举措，臣把这一系列举措统称为‘市场化改革’。
不过‘市场化’的特点就是自由竞争，在长芦盐场这里就表现为条件好的盐场越来越强，条件差的盐场越来越弱，部分盐场最终出现了有场无灶(民)的局面，这些盐场已经徒有其名。
到先帝隆庆三年(1569年)，经直隶巡按御史傅孟春奏准，朝廷将益民场并入阜财场，海阜场并入海润场，润国场并入富民场，三汊沽场归并丰财场。于是，长芦盐场数由国初的二十四个减至二十个。
彼时南场(沧州分司所辖盐场)多陆路，不通舟楫，脚价视盐价不但三倍，故中引商人皆愿领价买补于北场(青州分司所辖盐场)。灶丁煎盐弃置不用，惟一二近河者仍其旧业，余皆改事农商，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矣。”
朱翊钧点了点头，但很快又问道：“这其中缘由朕已然明白，但我万历朝为何又少了四处盐场，难道也是因为你所谓的‘市场化’和‘自由竞争’之故？这四处又是如何竞争失利的？”
“因为辽南盐场。”高务实轻咳一声，道：“辽南盐场以更加高效的晒盐法取代了过去的煎盐法，同时又有京华强大的水运作为支撑，在成本上压得这四家盐场再也无利可图，因此‘竞争失利’，最终只能裁撤。”
朱翊钧闻之愕然，继而有些尴尬起来。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这位圣君在辽南盐场也占了近一半股份，每年能从辽南盐场往内帑搂进去几十万两巨资。
“呃……这市场竞争，到底也是合理合法的……”朱翊钧尴尬说着，但见高务实仿佛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不由得睁大眼睛反瞪回去，没好气地道：“你看我作甚，我在辽南盐场占股百分之四十九，你占股百分之五十一，你责任比我还大！”
如今被朝野上下夸得脸皮越来越薄的皇帝没料到，高务实的脸皮却一如既往的厚。这位元辅完全无视了皇帝的表演，居然还能一脸怜悯地说道：“四处盐场，数万灶民，如今失去生计，只能艰难求生。可是他们半生制盐，又不会其他手艺，日子过得真是见者伤心闻者落泪……”
“好了好了，我还不知道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这么多壮丁无事可做，只能流窜民间，一来可怜可悯，二来又成为当地治安隐患……”朱翊钧轻哼一声，摆手道：“你肯定早有章程，速速道来便是。”
“知臣者，圣上也。”高务实笑道：“其实这事儿也没那么难办。首先，辽南盐场的制盐之法不是什么辛密，辽南可用，沧州自然也可以用。
二来，沧州本治有运河经流，本身交通便利，只是那几处盐场通往沧州的路年久失修罢了。朝廷只要肯拨银子修路，一旦从盐场到沧州城的路不再难走，这些盐到了沧州便能顺着运河铺开销售，自然也就恢复了竞争力。
至于那些流落在外的灶民，一开始可以召回他们参与修路，按月给发工钱，此后盐场恢复，则可回去制盐，这治安隐患自然也就消弭于无形。”
“对啊，这倒是大道至简！”朱翊钧顿时高兴起来，笑道：“我就说没有难不倒日新的麻烦事……诶？”
皇帝说到此处，忽然品出点什么来，眯着眼睛看向高务实，嘿嘿冷笑道：“好你个高日新，真是好算计啊。怎么着，朝廷出钱帮你舅家修复被你自己打坏的聚宝盆？怎么着，这好事就全被你占了？”
高务实哈哈笑道：“皇上，账可不是这么算的。即使辽南盐场数次提高产量，但大明及周边地区的盐业市场并未饱和，而长芦盐场若能恢复，想要抢回被辽南盐场夺走的市场也很难。
那么这就意味着长芦盐场需要打开更大的市场，譬如进一步向内陆地区延伸销售渠道。皇上，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一来，长芦盐场恢复利润，朝廷从中可以课税更多；二来，内陆百姓能吃到更充足、更便宜的食盐，对朝廷的认可程度便会更高……”
“好了好了，朕知道这些道理，不劳‘高先生’费力指点了。”朱翊钧白了高务实一眼，然后才忍不住笑起来：“你怎么每次都能公私两不误呢？行了，这事朕准了，你得空写个奏疏递上来便是。”
高务实连忙制止，道：“不然，此事却不好由臣主动上疏……还请皇上在沧州看过盐场之后，再下旨命臣拟定计划。”
朱翊钧闻弦歌而知雅意，做了一个心领神会的表情，笑道：“好好好，你是一点好处都不放，一点坏处都不要啊……不过无妨，这法子正如你最爱说的‘双赢’，朕都准了。等到沧州之后，咱俩就来演一场圣君贤臣的好戏，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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