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的时候去到苏州的东山，第一次见到八步床的时候很奇怪，我是北方人，没在南方住过，不知道有这样的床，后来我就执意要买一张好的，隔了一段时间，他们那边人就写信，那时候还不兴打电话，写一封信通知我说发现了一个好拔步床，说希望我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买，我就去了。当我看见那张床的时候，我非常吃惊，那时候的运算工具也比较差，他是用手扶拖拉机给我拉过来的，一张床拉了三拖拉机，堆在那儿根小山似的，就是一张床，床柱大约有这么粗，非常地醋，10根，床上6根，浅廊上有四根，一共十根，所有的东西都是齐的。
我后来统计过若干次，它用多少个零部件把它攒成的，最后也没统计清楚，大概几千个零部件，后来我就买回来以后，就经过修复，现在在厦门鼓浪屿上展出，一直搁在那儿展出，我当时是设想睡那张床的。
我因为古书读多了嘛，觉得这种床睡起来一定是其乐无穷，但是搁不进屋里去。我们的楼房很矮，我们一般楼房的屋里的高度就是两米五、两米六吧，那个柱子就两米八了，根本就立不起来，当时把它修复完了以后，因为它是零件，拿回到屋里的时候，就是想把它支起来，结果第一件事就傻了，柱子就立不起来，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当时想的特别好，就是把床上搁上一个书架，摆上常读的书，它不是有架子吗？上面安上各种射灯，还设想买一个小音响，睡觉时候可以听听音乐，想得别提多好了，可是床到今天也没睡过一天，非常地漂亮。
它的所有的围子，所有的细部都是用很小块的木头攒插起来的，我们将来会讲到，就是它工艺上的特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外行人认为一块大板雕出一个东西最值钱，其实从工艺角度上讲，越小攒插出来的东西越结实，价值越高，它把所有的应力部消除，这是一个工艺，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一个体现。
清代小说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
这话写得非常动感情，他就是说，人生活了一辈子，你反正白天是一半，晚上是一半，那么你白天的地方说不准你在哪儿，他说你“或堂或庑“，就是你要不然在屋里，要不然你在走廊里，白天你“或舟或车“，就是你要不然坐船，那时候没飞机，要有飞机也写上了，你不定在哪儿呢，但是晚上，你肯定睡床上，那么他说这个床乃我相共之物，就是比我的老婆说起来还有个先后，它比我老婆来得还早呢，所以“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就是你对它应该重视啊，应该有情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好一些呢，好好地去置一张床，床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中国的床代表了我们文化中的精髓。
我们去故宫参观，你注意看床了以后你再看看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不是一个椅子的样子，是一个床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一讲讲中国的椅具。
俗话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叫站如松，坐如钟，是中国人讲究，坐有坐姿。我今天给大家先看一张图片，这是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呢，是一个床形，它为什么是一个床形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待客的中心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床就形成了一个家具地位最高的一个家具。宝座是皇帝坐的，所以它在形制上有别于普通的家具，普通的椅子，所以它就做成了一个床形。我们如果有机会去故宫看，在故宫的每一个皇帝停留的房间，都可以看到宝座，它这个宝座，就是一个床形，这就是等级制度所造成的。
那么中国家具设计是有原则的，我们这个原则从宝座上就可以充分的体现，它叫尊严第一，舒适第二，当它发生碰撞的时候，舒适一定要让位于尊严，这跟西方的很多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过去的设计原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文精神为本，这一点大大的高于西方的设计原则。我们强调的是精神，不是强调一个纯物质的东西。以人文精神为本这句话表明了中国家具的一个设计的总体原则，这个总体原则在我们所有的家具中都可以体现。
我们抓住了这个原则的时候，再欣赏中国家具，再了解中国家具的时候，就觉得游刃有余，就是我们解释了，我们过去很多坐具，为什么非常的不舒服，皇帝的坐具也是非常不舒服，乾隆皇帝坐在椅子上，那感受还不如你们坐在《百家讲坛》的沙发上，你可以靠，还可以倚，他什么都靠不住。椅子非常大，他的宝座非常大，有多大呢？最大的一个宝座，目前存在颐和园，有2.95米长，1.4米的进深，有1.85高，比我还要高，1.4米的进深，是可以躺下一个人。
那么皇帝坐在这张宝座上，实际上是四边都不靠，皇帝就如同坐在一个板凳上，对皇帝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但他强调的是尊严。所以他就一定要忍受这个痛苦，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大家都觉得皇帝坐那个宝座上，是非常舒服的，他坐在万人之上，坐那宝殿里，大家都看他，你不知道他坐那儿，就是坐一个板凳上的感觉。
我们说了，这个宝座，是皇帝的专有座椅，但皇帝只是作为他行政上面，比如他登基，政务他坐这样的宝座，他平时坐什么呢？他平时坐的椅子，跟我们的，我们百姓坐的椅子，区别并不是很大，都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椅子，应该有一个了解，首先了解这个词汇，“椅”这个词的本意是倚靠，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椅”字，过去就是一个树种，有人认为就是楸木，椅树就是一个树，树名。我们就知道了，凡是带有靠背的，扶手的，可以倚靠的，这种才能，称之为椅，没有这个靠背的坐具，就不能称之为椅，这个椅的本意，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民间有一种简单的说法，太师椅，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古典的椅子，一般百姓就说，谁家有一对太师椅，怎么它叫太师椅呢？我们先说它的初始状态，是这个样子，是个圈椅，这个椅子呢，看着用料不多，很简单，这就是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它是一个俗称是圈椅的这样一个椅子。
史书上记载，宋朝的宰相秦桧，他当时有个职务叫太师，太师是个虚职，品级很高，但是是个虚职，有点像个什么今天名誉理事，有点像个这样的虚职，不是一个很有实权，但是听着很好听。秦桧有一次坐在这个太师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圈椅上面，累了，向后仰着，向后一仰，头巾就掉了。当时有一个官叫吴渊，这个人有点眼力劲，喜欢拍马屁，你想想秦桧当时都是宰相，然后把就要这把头巾给他捡起来以后，马上就找人，就设计了一个荷叶的托首，就是他在椅背的后面做了一个荷叶状托，扣在这儿，你头往后仰的时候，可以躺在托首上休息。
吴渊当时下令一下子就做四十个，这个史书是有记载的，这个椅子的样子，就叫太师样，所以太师椅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这段故事谁记载的？不是后人记载的，是当时的人，所以它的出处都比较准确。这个人叫张瑞义，他在《贵耳集》里有这一段故事的准确的一个记载。所以太师椅从宋代开始，就叫太师椅了。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太师椅，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那时候，就不再注重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圈椅的状态，后来的人不太注意这些东西了，凡是硬木的，比较贵重的，能显示人的身份的椅子，就统称为太师椅，到了清代以后，椅子的典型状态就是这样，这个也俗称太师椅。到了晚清以后呢，它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比如扶手加宽，后背后面有一点过多的变化，这些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变化，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先讲一个故事。东汉有一位名士叫梁鸿，有气节，有文采，在当地非常有名。他的同乡有一个女子叫孟光，一心一意想嫁给他。孟光长得不好看，肤色比较黑，但特别有劲儿，史书上记载她能“力举石臼”，像个举重运动员。孟光到了30岁还没嫁出去，她父母就问：“你为什么还不嫁啊？”30岁很大了，不要说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30岁没嫁出去的人，父母也得问。是不是？她回答说：“我非梁鸿不嫁。”梁鸿一听这话高兴了，心想：还有这样的女子？那我就娶回来吧。我估计当时就是请媒人牵牵线，搭搭桥，也没见过真人，就把孟光娶回来了。孟光很高兴，就紧着饬，描眉画眼。但梁鸿一见她这样，就不高兴了，连着七天没有搭理她。孟光就慌神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怎么娶了我又不理我呢？她就向梁鸿请罪。梁鸿说：“你描眉画眼不如素面朝天好看，我得要个能过日子的老婆。”我估计他也不敢说你长得不好看，怎么画都没有用。孟光说：“那我就不画了，咱好好过日子。”于是孟光每天把饭菜弄好了，端到丈夫面前，高高举起。
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这个成语也变成今天夫妻相敬如宾的一个象征。这里的“案”，当时就是一个托盘。今天的托盘就是一个盘子，当时的托盘“案”，带有四个足，四足是缩进去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案的“案”，形制上非常接近。这种托盘今天日本还在用，日本很愿意沿袭我们的古制。
案和桌在形制上有本质区别。何为案、何为桌呢？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而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为桌。除了形制上的区别，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是精神层面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级比桌高。
比如我们常说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如果我们说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拍案惊奇是惊讶，拍桌子瞪眼是愤怒，它表达的情绪不一样，这是它的精神层面。再比如，我过去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挑灯夜战、伏案疾书，是吧？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写检查。感觉到了吗？凡是跟桌子相关的事都偏低，跟案子相关的事都偏高。
中国人把一个承具分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的文化高于别人的精髓之处。我们平时不注意，跟“案”相关衍生出来的词汇非常丰富，比如文案、方案、草案、议案，都跟案有关。因为我们过去办公，都使用案，与桌相对来说无关。只有中国有这样的家具，形制上不一样。那么西方呢，没有这个概念，英文中就是一个“table”，没有桌案的区别。中国人把事情分得特别细致，比如做菜的方法就分成煎、炒、烹、炸、汆、熬、咕嘟、炖，分得特别清楚，对吧？外国人做菜估计就一个方法，我看就是煎，恐怕连炒都不会。
同样是案，也有很多形制。首先一种叫做翘头案，它属于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夸张，过去都是在寺院和祠堂里使用，它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衙门里也用供案。这里的供案翘头非常高，非常夸张。它具有威严感，从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今天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如果法官搬一个小板凳坐那儿，估计犯人心里就该想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了。用家具作为文化符号传递给你，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么，衍生出来的词汇就是“案件”，原义指案子上的文件。“审案子”，原义指在案子面前审理事情，最后简称为审案子。没有人说“审桌子”，审桌子就是要拍这桌子了。
对于文人而言，他设计出一种适合自己用的书案，非常温和，它也有翘头，但把夸张的气氛都去掉了，翘头很小。这个小翘头干嘛用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书画形式叫手卷，卷起来是一个轴。比如《江山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看的时候要横向打开。过去看手卷有讲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搁在方桌上看，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为什么呢？如果在桌子上看，手卷打开时，它的轴很容易滚到桌边，你一把没抓住，它咣当就掉下去了，很可能就把画撕了。但你在翘头案上看，轴走到案子两头，就停住了，不会掉下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古人的生活非常讲究，看画时都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机关。翘头的部分既可以产生视觉上的变化，又有实际的功能。
我当年碰到过一个特别好的红木翘头书案，它的翘头极为特殊。一般的翘头，都是在案子的平面上单做翘头，那个案子的翘头是一木连做，就是用一块木头整挖出来。案面是瘿木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漂亮至极，古人称为“满架葡萄”，是一种文学形容。瘿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木材，后面在讲家具用材中，会专门讲到。我当时非常喜欢，就跟人家磨。那人是想卖了条案，拿钱买电视。我跟他磨合了半天，最后都出门了，那人还说你能不能再加五十，一会儿吃西餐什么的，说明他很注重这种小钱。我想他今天一定很后悔，当年拿了一个上辈子留下来的红木大条案换了个电视，搁今天我估计能换一个快倒闭的电视厂。
还有一种跟翘头案几乎一样的案子，叫平头案。把翘头去掉就是平头案。
还有一种叫卷书案。卷书案出现得非常晚，它两端的趋势是往下走。这种卷书形的案，过去炕上使用得比较多。
炕上的案子称为“炕案”，比较矮。因为在炕上，不必担心东西掉下来摔坏，就不需要再去挡着了。卷书案到晚清以后，非常受欢迎。尤其江浙一带，卷书案非常盛行，而且尺寸比较大，外形比较圆润，可能跟南方人喜欢柔软有关。北方却并不多。
我们知道，案子一般是家庭里体型最大的家具，它比较长，所以在搬动中会有问题，你经常搬动会感到特别不方便。过去的案子，估计都上不去今天的楼房，楼梯那儿就拐不过弯儿来。古人也考虑到了这些，设计出一种很新式的案子，叫“架几案”。
所谓架几案，就是两个几座上面架一块板。我们刚才说了，案是腿要缩进去，但现在大量的架几案是几座顶住两头摆。案子腿部缩回来，相应的，案面两端就要伸出去一块，行话叫“担出去”，意思是像挑担子一样伸出去一块。我们过去通过单纯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时，人家就会跟我说：那儿有一个案子，担出去的部分比较长。我就知道具体位置了。
架几案的尺寸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因为它是三件一组，便于搬动，当时也非常流行。早年我在乡下见到很多架几案，但是真正使用优良木材，比如紫檀、黄花梨、红木的，相对来说非常少，尤其紫檀。大号的紫檀架几案基本都在故宫，就没出过宫。我碰到过非常大的红木架几案，将近四米，原来是北方制作，后来被南方人买到上海。但它在上海没有市场，因为买回去要往家里放，谁都嫌这家具尺寸过大，没有地方搁。买的商人本来认为这个架几案很值钱，可是买到上海以后谁都不要，他搁了两三年都卖不出去。我当时看到就特高兴，因为我想用它来做展览。所以当我表示出兴趣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一个买主，就很便宜地卖给我了。这件红木架几案至今还在观复博物馆红木厅展览着，尺寸很大，也非常高。
案的基本形制，就是翘头、平头、卷书、架几这四种。我早年寻找案子的时候，城里很少见，农村多，越偏远的地方越多。因为过去乡下住的房子相对比较宽敞，放得下。而城里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比较窄，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大部分家庭都把这占地儿的家具淘汰到农村了。
有一年，一个朋友找我，那时我还年轻，他比我大，管我叫小马。他说北京门头沟那边发现了一件黄花梨大条案，要带我去看。当时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知道，那时北京没有随街就能打的出租车，要专门到出租车站去叫车。他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很奇怪，觉得他那么奢侈，还打的！那时打的是很少的事，我以前都不记得自己打过。但他说：“没事，这大案子买了，什么便宜都有了。”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十二条，我们从那儿开车奔了门头沟。快到的时候，越走路越窄，两边都是山，我多少有点儿害怕，因为没去过这些地方。我就老跟那人说：“今天没带钱，就是先看看。”最后终于找到那家了。
一进屋，老太太正包饺子呢，按住我，非让吃饺子。我哪儿有心情吃饺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还说不着急，吃完饺子再说。可那饺子刚擀皮，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我执意要先看案子，就拉着老太太上人家后屋去了，一看，好！一个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黄花梨！我一下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觉得白跑了。于是我们一路无话，开着车就回来了。
路过东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车停车！”车停了，他下去说：“小马，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走了。车拐过弯儿来，就是东四五条。五条就是出租汽车站，车停了，我得结车钱去。最后我结了200多块钱，那时我每个月才挣不到100块钱。我当时脸都红了，心里恨死这件事了。所以这案子没记住，事情记住了。所以说，人不能办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个祠堂里，曾经看过一张非常大的黄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观念特别重，所以每个村里都有宗祠。那张案子非常巨大，长4.2米，案面是一块独板，俗称“一块玉”，就是说整块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案子。这张案子几百年来都在这个宗祠里，受无数人的礼拜。可惜最后还是被拿出来卖，整个村里的人都在场院上坐着，买的人点好钱，体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买下这张大案。这案子现在在美国丹佛博物馆展览。我去丹佛博物馆讲课时，又看到这张案子，非常震撼。
这张黄花梨大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在村子里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但村里人为了分笔钱，把几百年的案子卖掉了，最后辗转到美国，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来了。以后有机会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这张“天下第一案”。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来这案子上哪儿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来越接近实用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卓”字后来才把底下“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了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就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他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比较低，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随后亮格柜出现了。“亮”是通透、透亮的意思。所谓亮格柜，肯定上面有一部分通透，就叫“亮格”。这种柜子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叫法，“万历柜”。万历柜是明朝万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柜样，因此而得名。正像“景泰蓝”是在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受到重视，因此而得名一样，我以后会专门讲到它。
中国的第二次收藏热就在晚明。晚明期间的收藏热，导致万历柜的出现，上面这一层通透的地方，是专门为了陈列古董而设。宋代的古董陈设，一般不是搁在榻上，就是搁在案上，它是平面的一种欣赏。到了晚明时期，古董搁到万历柜的亮格里，有空间感了。但是请注意，它还是陈设在一个平面上。一般万历柜的高度，会比人的视线稍微高一点儿，眼睛稍微往上一抬，就能看见它的亮格了。
我曾见过一对很高大的黄花梨万历柜。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行家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对大号万历柜，问我愿不愿意去广州看。于是我专程去了广州，因为我还比较信这个行家。行家说柜子有3.2米高，那就非常高了，像我这样高的人，伸起手来是2.2米，根本够不着它的亮格。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往上放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应该存在呀，历史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万历柜。
结果，我去仓库一看，确实是一对巨大的万历柜。我就询问来源，他们推测了半天，说这对大柜是苏北地区的，有可能是一个庙里的家具，但这个庙在解放前就被拆掉了。庙里是有巨型柜子的可能。我在很多寺院里看到过巨型家具，包括边长超过2米的超大方桌，但在老百姓家里是不可能看到的。这对巨大的万历柜，20世纪50年代就被拆散卖掉了。当时第一个柜子在苏北买到，第二个柜子在山西买到，当两个柜子凑到一起时，天衣无缝，确实是一对。可惜的是，当时我买不起。最后这对大柜被卖到了美国。
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国的收藏热再度兴起。这时，多宝格就出现了，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层面的柜子了。我们从雍正《十二美人图》上面，可以看见当时多宝格的形象。我们推测多宝格是雍正年间发明的，就是当第三次收藏热达到高峰的时候。多宝格专门用来陈设古董，是专属家具。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喜欢古董的时候，经常跑琉璃厂。当时文物商店的收购部就在琉璃厂，那里有一对雍正年间的鸡翅木多宝格，我每次去都观看很长时间，非常喜欢。当时收购部的人说这对柜子不可以卖，于是就一直搁在那儿。十几年中，每次路过时我都进去看看，心里就觉得高兴。后来1995年翰海拍卖时，这对柜子被拿出来拍卖了。当时社会缺乏对多宝格的认识，所以我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回来了，现在还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
一般情况下，多宝格都是对称的设计，左边有一个空间，右边也有一个同样的空间，并不一顺边。这是多宝格的一个特征。对称是中国古典家具的基本原则。多宝格一般都是成对出现，尽管我们看到过很多单只的，但那都是历史上就被拆散了。
多宝格的出现，表明社会富足时期的到来。今天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家庭面积改善了，就跑到家具市场买一个古董柜子，不管是真，还是假，反正搁几件古董上去，就很高兴。这是社会富足的一个标志。
古董的陈设，由早期的案、榻之上的陈设，到万历柜里的平面陈设，再到多宝格的多层次陈设，这是陈设性家具的一个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具设计意图的走向。
刚才说的都是陈设性的家具，还有一种完储物的家具。第一种是明代最经典的柜子，俗称“面条柜”。样子是上窄下宽，呈“A”字型，所以英文里叫“A型柜”。南方人说得更通俗，叫“大小头”，显然是底下大，上面小，很形象。面条柜的设计非常科学。它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里的原理，把面条柜的门打开以后，不用关。因为重心偏里，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很神奇。我曾经给一个美国人演示这个柜子，我打开柜门，一松手，它自动就关上了。美国人很惊讶地说：“我儿子终于有治了！我儿子从来不知道关门。”
面条柜除了自动关门的优点外，还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感。因为它下宽上窄，当你离它很近的时候，更有稳定的感觉。一般人很少注意，当我们走近上下垂直的柜子时，由于视差的变化，柜子会变成上宽下窄。而当你走近面条柜时，它就变成直的了，这是一种利用人的视差、利用人的内心很细致的感受，设计出来的一种经典的柜子。由于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所以它是中国古代家具中最贵的柜子，是西方人最为追逐的柜子，而我们自己往往会忽视。
面条柜进入清朝以后，数量就逐渐减少。民国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生产这种柜子。很多人就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优良的柜子，反而不用了？这与我们国家人口增殖有很大关系。明末时，中国大概有不到1亿人。这种统计在学术上有各种争论，但一般都认为到明末，中国人口在9000多万到1亿人左右。到了乾隆朝，人口翻了两番，是4亿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晚明引进了番薯和玉米，这两大植物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中国过去五谷杂粮都比较低产，一亩打200斤就算很多了。这两种植物的引进，是人口急剧增殖的一个基础原因。当然还有政治原因，就是康乾盛世的整体社会因素。
人口翻了两番，但房屋面积没有相应扩大。人均居住面积在下降，要求家具的摆放更紧凑。面条柜的摆放，必须是左一个、右一个，必须拉开，它不能靠在一起摆。因为当它靠在一起时，两个柜子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舒服。对于清朝人来说，这种柜子不再适合日益缩小的居住面积。
我们到解放那年，还是4亿多人，当时的口号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就是4.5亿人。我们从解放到现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得非常快，大概增加了两倍，现在有13亿多人。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