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三寸人间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心，而献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艹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也或多或少有着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
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
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
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
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着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
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