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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田春达和郝东在忙了一上午调查后和管区的派出所长坐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话题聊着聊着就转到了这次案件上了。
“到目前再没有查出什么新线索了。”郝东有些沮丧地对说道。
“死者东西没有被盗，现场也没有凶器。应当说凶手肯定认识死者，是一起预谋的犯罪。”田春达咽下一口汤后说。
“从死者生前的人际关系也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在一个人海茫茫的都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被杀了，要查出线索还真是不容易呀！”郝东叹口气说。
“这也算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挑战吧！”田春达用鼓励的口语说道。
“老兄，我可知道你破案的顽强劲，你遇到案子是不破不松手呀，比乌龟咬得还紧。”派出所长笑着说。
“我就是这么个倔脾气，要不老刑警都叫我’倔驴‘呢。”田春达也笑着说。
“你是’倔驴‘，我是慢驴，今天两条驴坐在一个饭桌上了。”派出所长笑着说。
“你不是慢，是慎重，办案么，还是慎重、细致些好。”
“嘿，老战友，你今天嘴怎么这么甜，是吃了糖醋鱼的缘故么？”
“今儿这糖醋鱼味道确实好，我没白吃，嘴当然也就甜了。”
两个老友打趣地说笑着，喝着酒。他们觉得在一起有一种愉快的感觉。
吃完饭，派出所长说“那么，这次的账就让给我吧。”今天是在派出所长的管界吃的饭，他自然就尽了地主之谊。
“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田春达表示了谢意。
田春达看着派出所长在账单上签字的钢笔突然笑说：”现在用这老式钢笔的人可不多喽！”
“是啊，由于圆珠笔普及了，用这种钢笔的人不多了。”
“那个杀人事件中就有一个物证是老式钢笔。”郝东插话道。
“对，可好像不是死者的。死者名叫彭伟男，钢笔上刻的名字是黄兴文。”田春达接道。
“去年9月，在我管片内的一个公园里，就有一名外地来南山市的人员因脑出血意外死在了公园的电话亭里。那个人就是叫黄兴文。”派出所长回忆着说道。
派出所长又说：“那个黄兴文是为了筹款来南山市的。当他发病时身上还带着30万人民币呢。可没有从他身上找到。他临死前给家里打电话时还说已经筹到了30万元哪。”
“是不是支票？没有去银行査一査？”田春达问。
“不是，借他钱的人说是一笔现金。那个人不会说谎的。而且死者本人当时对家里人讲的也是现金。”
“这么说一定是有人从死者身上偷走了那笔钱……”
“我们是这么推测的。”
“偷钱的人一直没有査到？”
派出所长点了点头。
“这么说，那个有这种钢笔的彭伟男和黄兴文有什么联系吧？”
于是三个人在闲聊中达成了共识，认为彭伟男有可能是偷走了钱的“凶手”。因为那只老式钢笔有可能是从黄兴文手中“转移”到彭伟男手中的。
当然他们也考虑到可能是同名同姓的“黄兴文”。但这种可能性毕竟太小了。彭伟男有可能在“拿”走黄兴文身上的钱时也“拿”走了他的那支钢笔。
“如果假定彭伟男是拿走了黄兴文30万元的人，那么会不会和他的被杀有什么关系？”
田春达提出了这个假设。
“说是假设也不无道理，不过上次的事件是去年9月份的，离这次的事件是不是远了一些？”派出所长说。
“要不马上和上次事件的遗属联系一下，也许能找出什么线索呢！”田春达说。
“对，我也有同感。如果证实了那支钢笔是丢了钱的黄兴文的话，那么有可能与彭伟男之间有什么关联。这样一来，对侦破彭伟男被杀事件说不定有帮助。”郝东说。
“对，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田春达兴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