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考虑不周，只是如今如何处置？”刘文秀问道。
李明勋毫不迟疑：“征地照旧，协议废除，股份收回。”
刘文秀微微一愣：“这是不是有些太不讲理了。”
李明勋直接被气笑了，他指了指桌上的手枪，说道：“文秀，你堂堂一藩之主，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主儿，靠刀枪打天下的，还需要和人讲道理吗？他们要讲道理找谁呢，找定国还是马吉翔呢，亦或者贵阳的孙可望还是北京的爱新觉罗福临啊！”
找李定国和马吉翔没用，找孙可望和福临那就是通敌，结果肯定是族诛！
然而，这几家士绅还真找了李明勋意想不到的人，那就是他自己。云南铜矿局有合众国矿业总公司的股，所以士绅们寻求了合众国的支持，还要求合众国让蜀藩遵循‘高贵而平等的契约精神’，然后被李明勋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由否决，而云南士绅最终把事情闹到了合众国最高法院，因为涉及到合众国的利益，法院还不得不受理，但审核研究之后发现，合众国利益并未因此受损，予以了驳斥。
刘文秀最终只能同意李明勋要求，离开了军营，返回王府进行处置，当然，处置这件事可不仅仅是收回股份那么简单，整个铜矿局都会进行一次大洗牌。
“其实蜀王也是无心之失，他这个人向来没有主心骨，随和惯了。”李定国方才对刘文秀态度极为坚决，此时他走了，倒是说起了刘文秀的好话。
“与性格无关，文秀与你颇类，娴于军旅，弱在政治，他不能意识到铜矿局这件事上的重要性。”李明勋坐在了椅子上，说道。
李定国点点头：“在铜矿局这件事上，文秀确实莽撞了，铜矿与其他矿藏不同，铜便是货币，挖出来就是钱，如何能与那些士绅分享的。”
正如李定国所说，铜属于贵金属，在东方具有战略意义，而铜矿局不仅具有采矿、冶炼和出售的权力，事实上还有铸币权，如此权柄岂能与商贾士绅之流分享，更不提还是与己方不睦已久的阶层了。
“定国，不光他不明白，实际上你也不甚了然。”李明勋微微摇头，说道：“你知道吗，从我们合众国的角度来讲，如果你们三藩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压制削弱士大夫的话，合众国就不会支持你们了，坐看西南被满清消灭更符合我们的利益，三藩的存在，要先灭士绅，再谈抗清。”
李定国脸色有些诧异：“义兄对士绅便是如此深恶痛绝吗？”
“这与个人的好恶无关，而是合众国与朱明、满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士大夫为代表的士绅团体所支持的封建王朝天生就是合众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敌人，水火不相容。而我也与你讲过，不要把这场战争看做是朱明与满清之间的国战，亦或者汉族与满洲之间的民族战争，这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战争，支持满清的地主士绅是敌人，支持朱明的同样是敌人。”李明勋认真的说道。
从经济角度讲，封建王朝的地主阶层占据了太多的资源，掌握了太多的丁口，他们是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阻力，工商业需要的资本被他们锁在地窖里，需要的人力被他们固定在土地上，需要的市场被他们禁锢小小的圈子里，如今是这样的话，那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地主阶层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具有的特权是工商业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会带来不平等的竞争环境，所以地主士绅是必须被消灭和压制的。
而在广袤的东方大陆上，地主士绅支持了满清和朱明两大政权，支持满清的地主士绅可以被冠以叛徒、汉奸的罪名去审判、流放、抄家，最终完成消灭和取代，合理合法，无懈可击，但支持朱明的地主士绅该如何消灭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坐视满清与朱明的改朝换代，将后者变成前者，统一归类为汉奸叛徒之中去，但这并不符合合众国的军事战略，没了西南和两广的反抗力量，合众国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更长时间和损失更多的性命去达成这一目标，因此合众国选择让藩镇去消灭士绅。
藩镇当然也是中央集权的毒瘤，但终究是一隅之患，与关乎国家体制等全局的士绅依旧不可同日而语，消灭一个掌握实权和大部分国家资源的阶级，需要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而是消灭地方割据只是局部战争罢了。
李定国从未想过这些，但今日一想，顿时感觉琢磨不透，他说道：“义兄，如果这般的话，怕是日后驱逐鞑虏会困难重重。”
李定国说的没错，目前合众国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与历史上任何异常战争都不一样，自古王朝更替，新朝与旧朝之间往往通过一两场决定性的战役就能决出胜负，剩下的战事大部分都是与新朝一起建立的各类割据武装的战斗，原因其实很简单，新朝一般会采取承认士绅阶层的利益，并用旧朝的利益去笼络他们，以得到士绅阶层的支持，失去士绅支持的旧朝会很快沦丧，接下来就看各派武装谁得到的支持多了。
但合众国与满清的战争不同，掌握这片土地最多资源的地主士绅是满清的支持者，而合众国不仅不承认他们的利益，还要消灭他们，所以，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想要靠一两场大战决定胜负是不可能的，从两广会战与李定国两蹶名王就能看出来。
李定国两蹶名王，桂林大胜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和部分广东州府，衡州击斩尼堪，恢复湖广大片地盘，实际上，这两场战役所取得的战果根本无法和两广会战所比，而两广会战，消灭的清军以十万计，但也只是收复广东部分州府罢了，如果是南明前来恢复，打出这样的战绩，便是江西、湖南和福建等大片地方也要望风而降的，所以，即便是合众国军再能打，望风披靡和传檄而定这类封建王朝更替时候常出现的景象并不会出现在合众国身上，这场战争注定持久而惨烈，但却更改变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利益分配，为中华造就千年的盛世，而这就是涅盘重生。
当年在江南大规模抢掠士绅的时候，李明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与统帅部想过很多的办法，但推演之后最终选择放弃，其中最‘骨骼惊奇’的法子来自于统帅部某位参谋的设想，虽然他用了大篇幅去定义，但在李明勋看来那就是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即在大陆之外继续目前的政治体制，而在大陆之上则继续封建王朝，只追究典型汉奸的责任，其余士绅阶层的利益予以承认，这样凭借合众国的实力，一两次胜利就可以在大陆获得大片的地盘，对朱明和满清形成巨大优势，逐渐完成对东方大陆的统一。
然而，推演到最后，这必将会导致合众国分裂为封建王朝式的陆权国家和资本阶级扩张式的海权国家，而最好的结果是，李明勋称帝，成为两国之共主，协调两国关系，但也不得不否认，也只有李明勋拥有这样的威望，他若是没了，分裂是必然的，而最坏的结果是，两个汉民族国家开始不断的内斗，可能一百年都分不出胜负。
李明勋虽然从来都是秉持‘勿为子孙忧’的观念，但绝对不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人，如果用内战来决定民族的前途，还不如用民族解放战争来做到这一步。
“战争本身就是此消彼长的战略游戏，只要我们继续现有的道路就会不断取胜，定国，你也莫要太在意士绅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为恐怖的力量，那就是老百姓，我们失去的是士绅，得到的却是百姓支持，这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李明勋微笑宽慰李定国。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蜀藩与云南本地士绅的冲突越来越多，往往因为开矿、练兵等缘由，蜀藩会大肆征买士绅的土地和产业，给出的价格极低，士绅们根本就是走投无路，只得被动接受，而态度大为转变的就是新近加入蜀藩的那些南明将领，与士绅狼狈为奸是甲申国难之后他们的生存模式，当忽然发现，可以直接大肆宰杀这些肥羊而不用付出多少代价的时候，这些将领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彻底与蜀藩融合在一起，而刘文秀这个人做事公正，对嫡系和后来者一视同仁，蜀藩在云南的利益越来越大，实力也增长的很快。
而在云南士绅仍然是云南土地最大拥有者的情况下，蜀藩的藩下人只得大量投资采矿、贸易等活动，实际上成为了云南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而这些力量天然与掌握土地的士绅对抗，所以在云南境内也是最亲近合众国的。
随着云南士绅和当朝文官的利益受损，其更多的把希望寄托于近在咫尺的秦藩孙可望的身上，这群在西营时代被孙可望压制和剥削的士绅们发现，相对于阴损刻薄的马吉翔和凶猛如虎的蜀藩，孙可望简直可爱的像是一只小猫咪，所以来往于云贵之间的密信越拉越多，而在贵阳城中，孙可望收到越来越多的信件，简短的书信之中，云南士绅官员对于孙可望的期待如同黄河之水连绵不绝，而被视为云南士绅大救星，民心所向的孙可望越来越感觉自己胜算在望。
时间的车轮碾过了纷争不断的永历十年，进入了永历十一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初，孙可望在贵阳大封勋臣，其按照谋士方于宣所建议“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请国主早正大好，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孙可望终究还不是疯子，定国救驾之事已经让他知道自己过早的篡位不利于统帅人心，因此之事封王拜爵，没有正大号，但在私底下，他已经与诸将商定，待攻入滇京，消灭永历政权，则正式登基称帝，恩赐诸将万世基业。
按照孙可望的计划，他将在永历十一年八月，率领大军南下征伐云南，这个时候贵州及湖南秋收已过，可以集结屯田之兵马，又能更好的筹备粮草，积蓄更多的力量，而对于战争的结果，孙可望显的非常自信，他认为，蜀藩刚立，人心不稳，晋藩琼藩需大部分兵马驻守两广，抽调不及，而合众国并无大规模介入这次战争的迹象，一直在滇中兵马不足三千人，根本不足为虑，孙可望甚至命人‘预制枷锁三百副，向麾下部将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问罪’。
有白文选在孙可望军中，类似言论和军事策略自然不会有用，待刚进入永历十一年，盟军就已经预备对孙可望的战争，而按照计划是三月进军贵州，平定秦藩叛逆。
盟军提前动手的原因除了打破孙可望利用秋收急需粮草的计划，最重要的还是考量来自满清的威胁，三月出兵，待满清反应过来，组织兵马来袭便是夏季，暑热天气，满清往往不会进行大战，在刚入关的几年，满洲八旗往往发动秋冬攻势，夏季回北京避暑（除了休整，便是躲避南方湿热天气），而到了这顺治十四年，满清入关十几年的光景，曾经的满洲劲旅已经成了‘四九城爷们儿’，更是不愿意夏季出战了，只要满清方面不趁机全线开打，那么在两广的威胁就降低，使得盟军可以单独应对孙可望。
而未免满清提前做准备，李明勋授权北洋战区的陆军部队大规模增援青岛要塞，在那里形成一个超过五万人的重兵集团，有这样一支重兵集团在，满清就没有办法调遣北方兵马南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