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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崇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 [278] 另一方面,他在治国上强调以法治国。在当世战乱之下,要拨乱反正,只能采用刑法之治。曹操主张执法如山,强调法不阿贵。他说,法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要求严格法令规章,赏罚分明,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曹操重视执法者的人选和执法者以身作则的作用,认为这是贯彻法令、实行法治的保证。 [276] 为此,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270] [277]

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278]

唯才是举

在人事管理方面,曹操主张唯才是举,这是曹操政治思想独具特色的地方。在汉末选官偏重门第、不问才德的情况下,他主张突破门阀界限,实行唯才是举。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要建功立业,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重视人的才能,鄙视德行礼教,认为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不一定有开创事业的能力,有开创事业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礼教,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临阵力战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异质的人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并且明令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拘一格选官用人。 [276]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他们任用“清正之士”,“务以俭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节自励”,即使是权贵宠臣,“舆服不敢过度”。 [277] 以上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转变。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时代的需求,在统一、平定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主张的法治和唯才是举是对于汉代德化、孝治四百年传统的对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发讨论,对于后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响颇为深远。 [276]

军事

军事活动

黄巾起义之后,军阀混战,社会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其平生主要发起(一部分未亲自指挥)或参与的军事活动如下: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着作,自着兵书十余万言(即《孟德新书》),“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又集录诸家兵法,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他撰写的《孙子略解》(又称《孙子注》),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 [273] 其着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见其军事思想。 [274]

战争观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曹操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