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这趟为期两年的出巡，下半程海路部分的始发站，是南海郡的番禺港，也就是后世的广州。
在后世很多对三国不太熟的人印象里，似乎交州这地方，核心治所就该是这番禺县，毕竟后世的广州多发达，而岭南其他地区似乎早年都是穷乡僻壤。
但事实上，在汉末乱世开启之前，交州的治所一贯是在苍梧，也就是后世的广西梧州。
究其原因，自然是因为原本汉朝重河运而无海运，所以番禺作为珠江入海口，重要性不太强。
而在重视内河航运的时代，作为珠江西江三大支脉交汇点的苍梧，便成了交通要道、重中之重。因为当年秦始皇的修“灵渠”运河，沟通的便是珠江与湘江——
确切地说，是沟通的珠江的西侧支流西江的支流漓江，与湘江的支流澧水。而桂林漓江就是在苍梧汇入珠江西江的，这种扼运河出口咽喉的位置，才配当三百年的交趾刺史部治所。
从这个角度说，历史上赤壁之战前，刘备用来跟鲁肃谈条件的备胎、“欲往投苍梧太守吴巨”，也不算太离谱。
在那个背景下，吴巨的地位理论上还是高于后来割据交趾自立的士燮的，相当于掌握了大半个交州。交州治所迁往龙编（今越南河内），也是建安后期的事儿了。
而刘备作为皇帝，这一世连荆州都很少来，原本在荆州最南边只跑到南阳与襄阳交界、汉水之滨。所以他对荆南乃至交州的印象，就彻底停留在了上一个时代，
到了之后，刘备一时间还是挺不适应的，根本无法理解番禺这种海港城市，能在二十年里发展到如今这步田地。
“区区一座滨海小城，连田地都盐碱不耐耕作，居然能发展出超过五万户人家，二十余万人口，当真匪夷所思——这些百姓，都是靠商贸往来、船运周转维生的么？
这南海之地，也不算什么商贸重地，朝廷近年来新增的金银铜运输，也不走这里吧？这儿为何能发展到如此繁荣？”
刘备在番禺港巡视了一番后，看着眼前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还是被震撼到了。陆地上的繁荣，他这么多年开眼界下来，早已不意外，但海上确实是第一次见识。
对于皇帝的感慨，李素当然是责无旁贷地帮忙解说：“陛下不必惊讶，扶桑与旅汉的金银铜矿运回中原，确实不走这番禺。
前者穿过东海后、在扬州会稽的句章港靠岸，后者也是在会稽的闽中靠岸后、沿着海岸北航，都不需要通过这儿。
这里的商贸往来，主要就只是与南海之外、原本交趾、扶南、狼牙修等地之间。往来货物以胡椒、苏木、豆蔻、丁香、珍珠、珊瑚、象牙、犀角、孔雀等香料珍宝为主。
这里的港口也不算繁荣，全县才二十余万人而已。陛下几个月后，到了句章、山阴、吴县，那里一县的人口，可比此处再翻倍不止。”
刘备暗暗咋舌，原来是自己大惊小怪了，这儿的海港居然还不算什么！在如今大汉疆域内，都排不上海港城市前三名。
刘备不由感慨：“朕日常看奏表，倒也知道子初上报的诸多海商税赋数字。只是一直隐约觉得，那都是靠官办撑起来的。
这些香料和珍玩、药材的贸易，完全出于民间自发，也能如此繁荣，着实出朕意料。丞相可知，这些年为何民间自发经营的海商，都能折腾出如此多的需求来？
他们就不愁买多了海外的昂贵却无用之物、最后滞销么？海上风险那么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些人没有朝廷支撑，自发怎么敢的？”
李素原本没想到刘备会这么灯下黑，因为李素接受的毕竟是现代教育，在他看来“民营经济在解决生活舒适性需求方面，比国营更灵活、更擅长揣摩市场需求”，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么？
杀头的买卖也有人做，只有赔钱的买卖没人做。他们能摸索出什么东西进口进来能卖得出去，自然有市场的调节。
不过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刘备不理解就不理解好了，太超前。
李素觉得，还是把刘备认知误区里那个“民营航海不抗风险，不该有那么大胆子”的问题重点解释一下就行了。
李素解说道：“陛下，近年来，民间自营海商发展比官营还快，日渐繁荣，臣以为，关键还是阿亮前几年搞的一项名为‘连坐担保’之法搞得好。
那法子，一开始还是为了鼓励‘朝廷督办、民间承运’扶桑金银和旅汉铜锭时，想出来的。陛下应该知道，诸葛家的海陆运输，都开得比较大。
商办的海船，运费历来是比朝廷官办的便宜，所以能放手让商人们做的，最好还是放手自营。而民办最大的弱势，便是本钱不够大，承担不起出现意外后的货物赔付。
毕竟朝廷让他们运的是扶桑来的金银，一船货货值便极为巨大。一旦出现沉船，倾家荡产也不够赔给朝廷。
所以从七八年前开始，这些业务一方面是逐步向最有实力的大海商家族聚拢，比如被糜家、诸葛家族承运，因为只有这些家族承受得起意外风险。
哪怕几百条运铜船里沉了两三条，让商人赔个好几亿，糜家诸葛家也轻松赔得出来。但是，全靠家大业大死撑也不是办法，而且树大招风，容易惹人嫉恨……”
后续的解释，李素说得比较委婉。
原来，依然是因为诸葛亮很会做人，哪怕这个世界没有“反垄断法”，他也不希望三弟事实上对这些业务形成垄断。
给朝廷运金银铜的船队，都由他家和糜竺家来办的话，那成啥了？诸葛家成东印度公司了？
但是，其他小商人没这个实力也没这个魄力担当，简直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也不中用啊！
最后，诸葛亮反而还要想办法培养自己三弟的竞争对手。建议诸葛均鼓励中小型承运人联合起来、也组团承包这部分朝廷业务。
如果中型承运人承担不起风险，就给他们组一个类似“保甲连坐”的制度，互相承担连带分摊责任，出了事故大家凑份子赔，摊薄了就赔得起了。
这条办法，诸葛亮没有亲自拿出来，他是借了诸葛均的手拿出来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么深谙算学概率之道的妙法，肯定是诸葛令君想出来的。
后来他发明的这个风险连带法，居然成了最初的“海运保险”前身。
凡是承运标的物贵重、超过承运人风险承受力的朝廷订单，都要从收取的运费里计提一笔出来，作为参保费，几乎跟后世买大车搞物流得交交强险一样了。
而且，事后诸葛亮也没想把这个“航运保险公司”捏在自己家族手上，路子摸索清楚之后，他就让诸葛均自己建议，把这个“连坐保险”交给朝廷托管。
这倒不是诸葛亮良心多好，而是毕竟他也是古人，没意识到“保险公司”这门生意本身也是有巨大利润可言的。
诸葛亮刚发明海运保险时，这东西就是非营利性的，负责居中做账协调的人不能拿好处，收上来的保费也是封存在专门的一个库，就算用不完，也跟运营者无关。
还是这个“航海保险”的路子，传到丞相李素耳朵里时，李素才小小瞠目结舌了一把，感慨如今的诸葛亮已经是青出于蓝了，都不用他这个恩师点拨提醒、用先知开挂。
诸葛亮自己凭借着已经足够丰富的见识储备，已经能自己滚雪球一样滚出越来越多灵活妙用的新知，治国理政理财都是游刃有余。
刘备因为数学不好，对这些“金融管理创新”也不懂，所以尽管这东西出现已经有好几年了，他还是此刻亲自到番禺巡幸，才亲眼见证了诸葛亮一套治理妙法之下、让大汉的自发航海变得多么繁荣。
“有孔明贤侄在，你我君臣以后也没什么担心的了。”刘备听取完汇报、观摩完之后，不由感慨。
……
对于海路出巡这项事业而言，有一支强大的民营航海船队作为基础，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极大减轻朝廷造船的压力。
道理也很简单：在民营海船不发达的情况下，朝廷贸然增加一笔巨大的海运需求，就得全部临时造船。
历史上隋炀帝南巡的时候，为了造去江都的龙舟，以及为了造打高句丽的海船，扬州和青州有多少百姓都常年浸泡在海水中，数以万计的人死于疫病，或者是腰以下都泡烂了皮肤、生出蛆来。
而皇帝出巡结束后，这些船基本上也不可能挪作民用，那就是极大的物力浪费。以至于历史上很多时候皇帝坐船出巡比骑马出巡还费钱。
刘备出巡就简单很多，除了皇帝的旗舰是专门造的，另外一小部分是海军战舰挪用过来。剩下至少七八成，都是租赁的民船，直接从诸葛家的“物流公司”征调过来。
最后折算下来，两年近五十亿的巡幸开支，第一年的骑马走陆路就花了将近四十亿。第二年的海路坐船才花了十几亿。
两者成本差距达到三倍，而且海路预期要走的里程甚至比陆路还远一点。
至于刘备乘坐的旗舰，也堪称是这个时代造船科技的巅峰之作了。比十年前李素去扶桑坐的旗舰又升级了一大截。
毕竟十年前大汉全国的钢年产量才五千多吨（北宋巅峰期三千五百吨）。
十年过去了，还是和平建设的高速发展期，如今关东地区工业水平也成长得跟关西一样发达了，而关东地形是大平原、人口更为众多，所以大汉十年来钢铁产能翻了一倍都不止。
去年最新的盐铁统计数据，是年产钢接近一万三千吨。
而十年前，李素坐的船，已经可以跟历史上17世纪的一流西班牙大帆船、或者说三层甲板盖伦帆船差不多吨位了，大约是一千五百吨。
十年后的今天，刘备的旗舰已经突破两千吨，基本上跟18世纪、米国立国之初的“宪法号护卫舰”差不多级别了。也就是拿破仑战争时代前、最好的三桅风帆护卫舰级别。
历史上，西方海船的造船思路，从17世纪的“盖伦帆船巅峰期”向18世纪的“高速飞剪船、护卫舰”过渡，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高大的船艉楼给裁撤了，搞成全通式平甲板，造型也更为流线型，船体风阻和流体阻力都更小。
在民用领域，飞剪船就在18世纪出现了，军用领域则是护卫舰、战列舰。这些船都不用考虑接舷战的问题，包括民船也放弃防海盗近战的抵抗力了，全力堆适航性，战斗全部靠大炮。
如今才218年，大炮还远远没出现，海战也不可能在肉搏距离外就结束战斗，所以这种全通平甲板用来当战船肯定是不适合的。
但皇帝的座舰又不用直接参与战斗，造成这样就没问题了，反正旁边一大堆护航。
同理，这种设计思路也适用于远洋探险船。比如李素准备拿来发现美洲澳洲的，那些地方的土人根本不需要打海战，为了近战强势而放弃的适航性，可以全部捡回来。
另外，风帆时代的船只，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肯定是小一点的航速更快，因为风力与本身质量的驱动比更高。好比风帆护卫舰肯定比风帆战列舰开得快。
所以刘备现在这支舰队，本来皇帝旗舰因为最重，理论上应该是开得最慢的。但唯独这些大船做了适航性优化，而护航舰依然保留高大艉楼、兼顾近战，这就抵消了原本的航速差异影响。
差不多整支舰队都可以保持稳定侧后风速下8节左右的航速。顺风而且风力够大时，瞬间能到12~15节航速，在帆船时代已经是很夸张了。
船体外表包金属加强的技术，十年前就有，现在也沿用，还有所改善。
主要是经过这十年的摸索，诸葛家的造船厂在实践中发现了一个道理：用金属包裹的铁甲船，在海里时间久了特别容易生锈，哪怕刷桐油以及用别的手段上胶刷漆也没用。
尤其是当金属包裹层质地不纯、各部分成分有所差异时，含相对惰性金属杂质较多的位置，腐烂锈蚀起来特别快。
诸葛亮一开始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他也没觉得这问题可以请教李师，因为诸葛亮都已经对“丞相在理工科方面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他的了”这一事实习惯多年。
后来还是他自己搞实验对比、撞得头破血流都解决不了，一次偶然机会跟李素提起，李素才凭借着他超前的物理化学常识，好歹看穿了这个现象的本质——
这种锈蚀问题，不就是相当于因为船体包铁不纯，所以不同部分之间加上作为电解质的海水、共同形成了一个“原电池”，导致自身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之间，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吗？
还别说，这种事故，在各国海军尝试军舰包铜包铁的早期，还都遇到过，历史上英国人就是在米国独立战争期间，发现他们的包金属新军舰特别容易锈，耐久度很差。
不过搞一个包了金属的可拆卸舵面、用那些被牺牲的金属部分来充当电解池的负极，烂完后换一块，做到模块化可拆卸可替代，成本也就降下来了，无非是每年损耗一些金属耗材配件。
技术升级之后，大汉造船工业自然弥补了“铁甲船无法造得更大、并同时兼顾铁甲耐用性”这一短板，才有了更先进的战舰。
另外，在这十年中，随着当初高倍望远镜越来越先进、战舰桅楼也越来越高大，金属芯桅杆和金属龙骨也越来越成熟，桅顶观测条件也得到了优化。
为了解决桅顶风太大的问题，皇帝座舰不好再用百叶窗来观测，最后是用上了近年来逐步成熟的玻璃烧制技术。
没看错，就是很多穿越者穿越之初就拿出来的玻璃，李素都来到这个时代三十年了，才享受到——不过这么说也不确切，因为非透明玻璃，也就是琉璃，大汉一直都是会烧制的。
所以玻璃只能说是改良，不能说是发明，而且其中的推手依然是诸葛家。诸葛亮早年都钻研了那么久的预热吹氧炼钢和耐火砖窑高温烧瓷，再拓展到烧玻璃也不奇怪。
而且这东西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17年的玻璃依然不是很纯净，颜色还是略微带点杂质浑浊的。而且要烧出平板的玻璃，面积也没法太大，只有数寸见方，再大良品率就骤降了。
所以用来造造望远镜镜片，是已经没问题了，可以取代天然水晶。而要造大面积的平板窗户或者镜子，还是很有难度的。只能造直径不到一尺的镜面，用于军舰上的了望塔观测窗，尺寸也比后世民航飞机上的圆形舷窗还小，看起来视野一点都不爽。
任何东西都是慢慢来的嘛。
不过，这些东西虽然无法让李素惊讶，却也已经足够让刘备赏玩得乐不思雒了。他对自己那条充满了“科技感”的两千吨级旗舰，已经非常满意了，从番禺到林邑，一路上十几天内都没觉得无聊，光是上上下下参观就参了很多天。